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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发布】财经法治与时代共振——中国行为法学会财经专业委员会（首届）财经法治论坛精彩理论观点集萃

来源:《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2月下 (总第196期) |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 :2025-03-21 18:55:15 | 97 次浏览: |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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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少平  

中国行为法学会财经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原主任

改革开放极大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也深刻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新的创新发展要求；二是从短缺经济到产能过剩的转变，使许多人难以适应；三是当前交易模式以消费型为主，但参与者的交易目的却呈现投资、投机与消费并重的特点，且以投资投机为主导。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在保留现有消费型交易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新型交易模式，即从零到批发价之间的“生产性交易”。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投资者的收益需求，又能通过强制提取实物支持生产者产品销售，同时助力国家双循环战略的实施和内需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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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
  
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人工智能（AI），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与社会结构。AI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工具，不仅提升了个人能力，还推动了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抓住机遇，在以下五个方面加速转型：一是全面推进企业数字化改造，这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二是熟练掌握各类AI工具，这是企业迈向未来的必经之路；三是将数字化能力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五是将技术投入从传统的设备与流水线转向数字化改造与数字人才培养。这样，中国企业才可能占据先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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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辉

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教授

推动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通过“理论阐释+制度供给”的创新模式，从五个方面系统发力：一是加强理论创新，为民营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完善相关立法，构建坚实的法治保障框架，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三是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企业家友好型政府”，增强企业家信心；四是健全金融体系，提供多元化、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助力民营企业融资与发展；五是引入ESG（环境、社会、治理）理念，推动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中提升竞争力。通过多维度协同推进，我国民营经济将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为经济社会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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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钧

《中国科技投资》杂志社总编，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

为适应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亟须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并将其更名为《投资基金法》，以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障。早在1999年，全国人大就启动了涵盖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工作，由于当时股权投资基金实践不足，立法范围被收窄为证券投资基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已取得显著进展，监管实践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修订法律、扩展调整范围的条件已趋成熟。此次修订将进一步完善基金运作规则，为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助力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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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亚投行主要筹创人

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力度，发挥更大的宏观调控作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提升政策的组合效应和乘数效应，为扩大内需和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为深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建议将《预算法》和《人民银行法》的修订纳入“国家十五五立法计划”。通过法律修订，明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动机制，为政策实践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这不仅有助于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还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落地实施，确保政策实践在法治框架内高效运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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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

中国行为法学会财经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慧智宏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宏景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暴露出法制建设的不足，也反映出部分市场主体对法律的敬畏意识薄弱。2024年，被处罚的上市公司数量达1100多家，较上年增长13%，财务造假、欺诈发行等行为严重损害了市场秩序和社会公信力。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堵住监管漏洞，更需通过法治教育唤醒市场主体的良知与责任感。正如名言所述：“最好的法律不是刻在石碑和铜表上，而是应刻在公民心里。”因此，中国行为法学会在推动相关法制健全的同时，应致力于提升公民和企业的法治意识，倡导合规经营与社会责任，为构建和谐、诚信的市场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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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创始人

企业家违法问题的频发，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密切相关。在微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追求均衡，但过度竞争可能导致“危险均衡”，这种环境下，部分企业可能铤而走险，出现违法现象。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周期的波动也会导致企业家陷入被动困境。因此，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应更多关注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而非简单归咎于个体责任。未来的经济调控应探索“无感调控”和“无痛调控”模式，避免简单粗暴的信贷紧缩或扩张，通过精细化政策工具平滑经济波动，为企业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从而减少违法行为的诱因，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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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荆

中国行为法学会财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工业大学法学教授

《刑法修正案（十二）》通过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力度，旨在遏制行贿犯罪。行贿与受贿作为一种“对合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因果判断复杂，修法的实际效果仍需实践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家的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受贿、贪污和挪用公款等权力型犯罪，而民营企业家则更多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虚开增值税发票和行贿等压力型犯罪。这种差异源于国企依托行政权力获取资源，而民企在市场竞争中面临多重压力。因此，防控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根本之策，在于构建公平的制度环境，为民企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空间，从而从源头上减少行贿行为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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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

中国行为法学会财经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财经领域是经济犯罪的高发区，近年来银行高管涉案、企业违法乱纪等现象屡见不鲜。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暴露出内外勾结等问题，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减少，资金外逃规模巨大。房地产领域的腐败问题同样严峻，部分企业债务危机引发连锁反应，暴露出监管漏洞与风险隐患。这些现象凸显了法治在经济治理中的重要性。行为法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旨在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人们知法、守法、敬畏法。未来，应加强行为法学研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强化对经济行为的监控与预警，构建全覆盖的法律规范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本文刊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2月下  (总第1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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