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积极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准确把握规律，紧紧依靠人民，奋发有为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破除形式主义的束缚，将理论创新落脚到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实际办法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直面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疑难问题，树立了面向实际、务实管用的鲜明工作导向。譬如，关于立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这充分表明，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法治中国建设坚持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把正确的思想路线贯穿到实践中、落实在行动上，体现求真务实的实践导向。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民本、公道、明德、慎罚、恤刑等治国理念和法律文化，是中国人民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国家观、社会观、道德观、法律观的重要体现，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存在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成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为坚持“第二个结合”树立了典范。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必须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影响，科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价值，从而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和法律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纠正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法治文明的歪曲丑化。譬如，关于如何评价标识中华法治文明的中华法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赓续中华法治文明的高度看待和评价中国的法治历史和法治文化，正是源自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法治观点、思想精华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之中。譬如，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援引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经典论述基础上，提出“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等重要论断，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重视法律在治国理政中重要作用的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贯彻到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必须讲新话，但也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譬如，关于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近代以后，不少人试图在中国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这生动表明，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基，在始终坚守理论创新魂和根的基础上探索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方法和进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成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关键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在中国牢牢扎根，成为人民群众法治观念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敏锐捕捉蕴含在法理格言、史话典故中的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鲜活生动的民族形式。譬如，关于推动宪法发展的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讲，‘法与时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宪法作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这生动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思想精髓，同“法与时移”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又如，关于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这就通过化用中国古代徙木立信的典故，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人民群众重信守诺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从人民群众朴素的道德感上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突出问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昭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全党、取信于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持续焕发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