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年前，黔灵山园方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要用分流的方式解决猕猴伤人和数量过多的问题。此后，“分流”一词出现在诸多对黔灵山公园猕猴的新闻报道、学术论文以及政协委员的提案中。

　　杨振承认，来自“猴爸猴妈”等一批爱猴人士的阻力，是分流工作长期卡在瓶颈的原因之一。任慧芳也不讳言，站在猕猴保护委员会的角度，对园方的分流工作一直是不信任，这都源自2011年一次“至今没有得到说法”的丢猴事件。

　　2011年8月1日，任慧芳跟猴友小廖照例带着几大包馒头来到黔灵山公园，发现好几只熟悉的猴子不见了。二人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猴子被园方运去了距离贵阳30公里的修文县扎佐动物园（又名贵阳森林野生动物园）。猴友小廖和小许一起去了扎佐动物园，在扎佐动物园的一片杂草丛中，两个人发现了一排高大的铁笼，30多只猴子被关在里面，其中好多猴子都是他们熟悉的。

　　第二天，包括任慧芳在内的十几位“猴爸猴妈”也来到了扎佐动物园办公室，想让工作人员把猴子运回黔灵山公园，但遭到了拒绝。任慧芳一行去扎佐派出所报警，接着返回贵阳黔灵山公园找领导把猴子运回来。在公园“答应马上去运”之后，“猴爸猴妈”们在扎佐动物园看到的那笼猴子“失踪”了。猴子去向何处，两地园方都没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

　　那之后几年，类似的情景不断上演。猴子去哪儿了？猴爸猴妈需要一个说法。政府部门和猕保会坐下来谈过很多次，但任慧芳表示“都没有结果”，这让他们的怀疑越来越重，认为“都是被公园贩卖获利了”。杨振辩解，不能把猴子失踪归罪于园方，“猴子作为野生动物，种群的争斗被打出去了，栖息地的迁徙，自然的消亡，都有可能让猴子不见了。”

　　专家说法

　　人工喂猴是必须分流的主因

　　冉景丞是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长期参与黔灵山公园猕猴保护工作。“喂猴子肯定是不对的，这是猴子病态和数量过多的主要原因，造成了现在不得不分流的局面。”

　　2007年，园方支持并出席“猴爸猴妈”成立猕保会，在冉景丞看来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不仅没有及时制止喂猴，甚至带有鼓励投喂的倾向。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灵长类专家组专家周江则回忆了一段更早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黔灵山公园开展过一个叫“黔灵山公园猕猴人工驯化”的项目，主张人工投喂来扩大猴子的数量，将猕猴打造成黔灵山公园的旅游特色。

　　“两方的矛盾根源是对怎么养猴子这件事认知上的偏差。”杨振认为，园方的理念是禁止人工投喂，尽量不要人为去干预猴子的自然生存，但猴爸猴妈是把猴子当成“私人宠物”一样来关爱。

　　林阳是一家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发起人，他对黔灵山公园猴子如此频繁地伤人事件感到震惊，也认为这跟人工投喂有关。人工投喂第一阶段会让猴子产生乞食行为，很多景区的猴子会坐在路边或追着游客要吃的；第二阶段是乞食行为诱发的攻击行为，当猴子开始不断跟人近距离接触，人一旦不能满足它们的食物要求时，猴子就会发起攻击。

　　沟通理解

　　“没有哪一方一定是错的”

　　12月3日下午，周泽琪在网上看到了一条视频，“黔灵山公园部分猕猴将搬家”。她马上给几个猴友打去电话，猴爸猴妈纷纷确认，猴子又要分流了。

　　第二天一早，周泽琪照常拖着小车去喂猴，听住在公园附近的猴友老张说：“早上六点多的时候，有人说看见一辆大皮卡装着一车猴子运走了。”

　　对猴爸猴妈来说，又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周泽琪和任慧芳结伴来到了周江教授的办公室。作为中国灵长类专家组成员，周江是“猴爸猴妈”为数不多可以实现对话的专业人士。

　　周江说，“这次分流还是以老弱病残、经常捣蛋、人见人烦，还有不太受关注的猴群为主。一部分会被带去其他需要猴子的动物园做种群质量的优化，一部分送去做实验研究。”

　　任慧芳愣了一下，她是医生出身，可以理解猴子在科研中的作用，“但是坚决不能卖到餐桌被人吃掉。”

　　周泽琪也在旁边补充，不上餐桌，有个稳定的居住环境，其实也能接受猴子被分走，“我们不是不同意分流，是要政府公开猴子分去哪里，毕竟猴子是贵阳市民的公共财产。”“这可以放心，论证会上都说了，依法依规分流。”周江表示。

　　聊了两个多小时，周江送两位老人走出办公室。任慧芳折好密密麻麻记的笔记，堵了两天的心情终于舒缓了些。

　　这些年，“猴爸猴妈”来周江教授办公室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关于猴子纷争一起，他们总会来求教解惑。

　　周江对“猴爸猴妈”几十年如一日的喂猴很佩服，他知道当中很多人经济条件并不好，每个月领着微薄的退休工资，却不忘给猴子买吃的，这种长期的爱心很难得。“没有哪一方一定是错的，都是要理解。”

　　初步方案

　　成立喂猴基金会 由专家制定食谱

　　周江也参加了针对这次分流的论证会，他建议将分流方案和细节向市民透明公开。怎么分流？分出去哪些？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都需要官方正面回答“猴爸猴妈”，“双方只有做好沟通，才有建立在沟通上的理解。”

　　对于目前的分流方案，周江认为很多细节还缺少研究。比如，用麻醉的方式捕捉几百只猴子是否可行？依照年龄、性别、族群，又该将哪些猴子分流出去？又该怎么面向公众舆论？

　　灵长类野生动物的分流工作在全国来说都少有先例，可以借鉴的经验不多。“希望能为国内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个好头”，周江说。

　　分流刚刚起步，眼下还有些更要紧的事情，需要各方一起努力才能完成。周江和冉景丞都认可，要循序渐进地减少人工投喂，不能搞“一刀切”，这会对猴子的日常生活造成刺激干扰，加剧它们对人类的骚扰和外逃。

　　周江想到了一个办法，官方和民间共同成立喂猴基金会，“猴爸猴妈”把每个月买猴食的钱捐进去，由专家制定食谱，购买更适合猴子吃的食物，定时定点定量投喂。既坚持科学理性，也要让“猴爸猴妈”安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振、林阳、刘潇、任慧芳均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颜星悦  实习生  吕雅萱

　　统筹/刘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