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有其特殊的政治使命，入党意味着在政治上讲忠诚、行动上讲纪律、组织上讲服从。能否自觉践行“四个服从”，是检验每一位共产党员党性的重要标准。对党绝对忠诚、坚持“四个服从”，不是一句口号，必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当政治上的明白人，做到心中有党，自觉把工作放在党中央工作大局中考量和部署，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要时刻检视自己，是否真正摆正了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是否真正自觉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两个维护”、“四个服从”体现在做人、谋事、创业、修身、用权、律己的方方面面，真正变成思想自觉、变成党性观念、变成纪律要求、变成实际行动。实践证明，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一切艰难险阻。（侯廷政，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红色记忆丨焦裕禄：我们是党员，就得服从组织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人们在“焦桐”下参观。 新华社发

　　1955年初，五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的年轻人接到通知：中断学业，转赴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

　　这五个人都是洛阳矿山机器厂选派到大学学习工业技术的年轻干部。此时，他们经过半年努力，终于通过考试，准备进入大学本科班学习。可洛矿提前投产，急需管理干部，组织决定，让他们终止学习，转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突如其来的一纸调令，让他们如同掉入谷底，五味杂陈——他们多数只读过几年小学，学习本就十分吃力。几个月下来，争分夺秒看书、如饥似渴苦读，最难的关口都已经闯过来了，却要半途而废，这书不是白读了吗？

　　其中一位被评为优秀学员的年轻人，一夜辗转反侧。第二天，他对同伴说：“回吧。厂里需要我们回去，我们是党员，就得服从组织。”他还告诉同伴：书没有白读的，工厂也是大学校，服从组织决定，去实习，学习厂里急需的技术和经验。

　　这位带头服从组织决定并说服了大家的年轻人，就是焦裕禄。

　　1955年3月，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后，焦裕禄被分配到机械加工车间担任实习车间主任。一到大连，他就问起重机器厂的老同志，学会工厂中的管理业务需要多长时间。在得知一两年时间才能入门后，焦裕禄知道自己等不起，洛矿也等不起。他决心加快步伐边工作边学习，很快就从门外汉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

　　实习即将结束前，焦裕禄在与车间主任交换意见时意外得知：厂里已经向上级提出把他留下来。当时的东北，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显而易见，无论是工作平台、发展前景，还是生活条件，大连都远远优于洛阳。命运的选择又一次来到面前。

　　经过深思熟虑，焦裕禄向领导恳切提出，洛矿更加需要他把在这里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1956年12月，焦裕禄结束了在大连的实习生活，回到洛矿，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投身于洛矿的建设中。

　　1962年，焦裕禄40岁，已经成为工业领域的技术骨干。这年6月，为了从工业战线抽调干部支援农业，焦裕禄被调到河南尉氏县委工作，12月，再次调到条件更为艰苦的重灾区兰考。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焦裕禄曾这样写道：“到尉氏县四个多月，各方面都很好，人情地理熟，干部熟”，“这次又调去兰考，我有点顾虑，有点害怕，到那里人地两生，水平又低，又没做过主要领导工作，担心搞不好”。但他又写道：“地委说那里需要，组织已经决定，那就坚决服从，有困难和大家共同克服，不懂的向原有同志好好学习。”

　　“党叫我去兰考，就是兰考需要我。”焦裕禄带病上任，动机就是如此淳朴。

　　人的一生充满了选择。去留之间，取舍之中，考验着智慧，更照鉴情怀。焦裕禄的几次人生选择，都是从已经熟悉的岗位向未知领域转变。“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焦裕禄这样的共产党人不是首例，更不是个例。党让去哪就去哪，哪里最困难就去哪，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忠诚。

党史一叶丨从请示报告制度看“四个服从”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此前数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两次向中央报告，反映有的部队在新解放区违反纪律、老区土地改革照搬新区做法等问题，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彼时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而不少地方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仍沿袭游击战争环境下的旧习，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指示开宗明义：“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决定建立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每两个月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作了详细规定，并明确受中央委托的机关“不得将自己和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请示报告制度由此在全党全军正式确立。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千军万马行动如一人，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请示报告制度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方面的重要意义，强调：“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要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处理好全局和局部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订的多部党内法规，均对贯彻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提出要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三方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中强调，“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详细规定了领导干部个人需要向党组织报告的事项。2019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规定了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请示报告重大事项的范围、程序等。请示报告制度涵盖的范围得以拓展，程序得到规范，体系更加完备。

　　请示报告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涉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的大事。落实好请示报告制度，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做到“四个服从”，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委（党组）既要加强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也要对党员干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严肃处理。（王强，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