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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五:地方法治政府|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法治化的路径与完善——以生态环境领域为例

来源:《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25)》 |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 :2026-11-16 15:01:21 | 25 次浏览: | 🔊 点击朗读正文 ❚❚ ▶ | 分享到:

《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25)》

专题报告五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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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法治化的路径与完善——以生态环境领域为例



马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李依润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摘  要]

协同治理法治化是支撑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和一体化治理的关键基础。在生态环境领域,京津冀三地在协同立法、联合执法与司法协作方面已初步形成多层次治理框架,但仍存在协同立法衔接不足、合作规范约束力偏弱、执法裁量差异明显及司法协作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整体效能,应推动协同治理从政策性协作朝制度化、规范化方向深化。重点包括拓展协同立法范围,增强协作规则的法律效力,统一跨区域执法裁量基准,并完善裁判指引、程序衔接和集中管辖等司法协作机制。上述举措将有助于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和一体化治理的规则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协同性与法治化水平。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区域协同;法治化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京津冀地区作为国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先行示范区,是探索区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实践平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为三地协同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随后,中央于2015年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绘就了三地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

区域协同治理的法治化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6年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区域治理法治化”,“逐步推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立法进程,实现以法律形式规范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原则、战略重点、责任分工、体制机制等”。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再次强调“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探索区域协同立法”的明确要求,为构建法治化的协调发展机制提供了重要制度指引。

无论是在提升区域协同治理效能,还是在推动协调发展法治化建设方面,京津冀地区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最为突出。鉴于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公共性及污染要素的跨域流动性,生态领域被列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要率先突破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经过十余年实践,京津冀在大气、土壤、水体等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法治化建设方面,三地也在协同立法、联合执法和司法协作等方面不断探索。例如,2020年三地同步实施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该类污染防治的区域协同法规,展现了京津冀在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法治化方面的引领作用。

本报告立足京津冀区域实际,以生态环境领域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三地在协同立法、联合执法、司法协作方面的主要实践与成效。同时,通过横向比较,将京津冀地区与其他典型区域(如长三角、云贵川地区等)协调发展平台进行对照,提炼京津冀地区推进协调发展法治化的特点,总结当前生态环境领域区域协同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法治化治理路径的建议,旨在为构建高效、规范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一、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区域协同:法律基础与制度框架

区域协同治理的法治化涵盖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多个层面。跨行政区域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同,有助于打破单一区域治理碎片化格局,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从而促进区域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当前,我国已在推进区域协同治理的法治化方面构建起基础的法律框架,202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新增区域协同立法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为协同执法提供了组织法和行为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对流域司法协作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各区域协调发展平台也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制度安排和探索路径,为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的区域协同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

首先,协同立法是指涉及区域协作的立法主体立足各自区域利益,为实现共同目标、完成共同事务而进行的合作立法。2023年修正的《立法法》增加了区域协同立法条款,明确“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第83条第1款)。这一规定为整合法制资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立法法》修正前,地方已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协同立法经验,形成了多种模式,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导向的“京津冀模式”、以推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长三角模式”、以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为核心的“云贵川模式”等。除功能与目标差异外,各地在协同立法的机制设计与成果形态上亦呈现异质性。文本一致性不是也不宜成为评价协同立法成效的单一标准,因为协同立法的核心在于“协作”而非“等同”。因此,应构建兼顾文本协同与地方差异、机制共建与实施效果、目标共识与公平担责的多维框架。

其次,协同执法旨在通过跨地区、跨部门的执法协作,突破传统属地管理的行政壁垒,构建高效统一的区域执法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0条授权地方政府设立跨行政区划的协同机制,为区域执法合作提供了组织法依据;《行政处罚法》第26条确立的“职务协助义务”,则为跨区域执法协同提供了基本的制度衔接。

在实践中,协同执法主要呈现两种模式。一是基于区域性公共事务的协同执法。通过专项协议、信息共享等联动机制推进环境治理、交通一体化等区域性公共事务的协同行动,实现执法资源整合与行动统一。例如长三角已建成交通运输执法数据共享通道,归集22类核心数据超14亿条,为危险货物运输监管与省际客运监测提供支撑。二是基于行业管理的协同执法。以食品药品安全、市场监管、文物保护等行业为依托,通过行业规范和地区间执法协作推进跨区域监管。例如,2021年6月,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北京签署《京津冀市场监管执法协作框架协议》及反垄断、知识产权、价格、食品安全等四个领域的子协议,对线索移送、执法协助、执法联动、应急响应等机制进行了细化。

最后,协同司法是指多个地区的司法机关围绕跨区域案件或事项,在法律适用、程序衔接与执行联动等方面形成系统合力,以克服司法管辖碎片化带来的实践困境。随着国家层面多项跨行政区划发展战略的推进,区域内部在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公共服务供给及民众权利保障等方面的矛盾和纠纷呈现跨域性、关联性与复杂化趋势,单一行政区划内的司法供给已难以满足整体治理需求。在此背景下,区域协同司法的目标在于通过统一裁判标准,提升司法效率,构建一体化的区域司法运行格局,实现对跨区域矛盾的法治化、规范化应对。目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明确提出开展流域司法协作,司法协同在法律依据上仍有待健全。但实践中,各地已探索出多样化的司法协同机制,包括跨域立案、执行联动、特定类型案件集中管辖、信息化平台互联互通、法院联席会议等。例如,川渝两地法院自2020年5月签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司法协作框架协议》以来,已构建起跨域司法协作体系,累计签署协作协议和机制300余个,协同办理跨域立案和委托执行4.6万件,联合发布白皮书和典型案例850余件,并通过联合培训和交流任职共育专业化司法人才。基于上述目标与框架,本报告拟聚焦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考察其区域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经验。


二、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区域协同治理的现状

(一)立法协同机制

1.实践发展与制度检视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化建设首先体现在立法层面的制度创新上。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生态环境保护确立为要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同年,三地人大常委会联合出台《关于加强京津冀人大立法工作协同的若干意见》,搭建起区域立法协同的总体框架。随后,《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办法》(2017)、《京津冀人大法制工作机构联系办法》(2017)、《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实施细则》(2018)等文件相继出台,标志着区域立法协同由政策倡导迈向制度化运行的新阶段,为三地协同立法提供了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支撑。2023年发布的《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规划(2023—2027年)》作为全国首个区域协同立法规划,通过制度性安排明确了协同推进同一文本、三地同向和需要三地互动三类立法项目,展示了重点领域的协同立法趋势。

在生态环境领域,京津冀目前已形成两项实质性协同立法成果,涵盖大气污染治理与流域综合治理。2020年,三地人大同步审议通过《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实现了京津冀区域协同立法的重大突破,该条例成为我国首部污染防治领域的区域性协同立法。2025年,三地人大分别表决通过《永定河保护条例》,并于2026年1月1日起同步施行。作为京津冀首部流域协同立法,该条例在区域层面构建了统一的防洪、水资源和生态管理规则,回应了永定河流域治理中的实际需求。可见,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协同立法始终以区域治理中的现实问题为导向。

从协同立法的对象看,大气污染防治相对集中、可量化,主要围绕统一标准和防治措施以及监管协同展开;而流域治理兼具防洪、水资源调度、生态修复、岸线利用与文化保护等多重目标,各地利益诉求差异较大,水资源调度、蓄滞洪区利用、岸线管理等事项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因此需构建更为复杂的跨区域协调机制,制度制定与执行难度明显高于大气污染治理。

2.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区域协同立法特点

首先,立法机制方面,三地形成了联合起草、同步协商的协同立法模式。在上述协同立法的制定过程中,三地人大常委会、政府有关部门持续开展联合调研、联合起草,并通过座谈会、联席会、协调会、论证会等形式保持常态化沟通,形成了由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立法项目小组构成的三级沟通协调体系,形成协同起草、沟通协调、联合攻关的日常工作机制。

其次,立法体例方面,上述协同立法成果均采取“条例”形式,内容系统、体例完整。而在民生领域,如2024年出台的三地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定采用小切口立法的方式,以“规定”命名,突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三地立法文本高度一致,仅通过微调条款来保留一定的地方灵活度。生态环境领域虽同样体现“统一规则+地方差异”的思路,但因治理对象复杂性更高,地方差异相对更为显著。其他地区在生态环境领域协同立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体例选择。例如,云贵川三省采用“决定+条例”的组合模式推进赤水河流域保护,在统一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兼顾省际差异。具体来说,三地同步通过并实施《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及各自的《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三地条例在跨区域联合保护的专章等关键内容上保持基本一致。

再次,立法对象方面,京津冀协同立法聚焦大气污染治理、水资源与流域治理等关键领域,围绕突出环境问题分领域推进。相较而言,长三角地区已开始探索更为综合的治理路径。2024年,沪苏浙三地人大常委会协同制定并通过各自的《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该条例围绕治理体制、规划建设、生态环境、创新发展、江南水乡文化、公共服务和法治保障等内容,系统规定示范区的建设与运行规则,为跨区域生态综合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提供了样本。

最后,立法内容方面,三地在总体框架和关键制度上保持高度一致,但在具体制度上呈现因地制宜的差异。以《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为例,三地均采用六章结构,并统一设立“区域协同”专章,通过统一排放标准、信息共享、联合执法与协同监管等制度安排,实现机动车污染防治在标准、监测与监管措施上的一体化布局。在内容上,北京市的监管范围更广、监管力度更大,例如第11条将“长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行驶的外埠重型柴油车、重型燃气车”明确纳入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的强制安装范围,并要求终端与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对未按规定安装的车辆设定一万元的罚款幅度,是天津、河北的两倍。天津的监管强度相对温和,例如天津市条例第29条规定,对记分超标的机构采取“联合约谈”并“向社会公开”的措施,而北京市条例第21条则直接授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暂停检验业务并责令整改”,前者更侧重于警示与声誉约束,后者则直接干预经营。河北省则结合工业和物流产业集聚的地区特征,强化油品源头管控与信用惩戒机制,如在第17条第3款中明确多部门联防联控,“依法取缔非法加油站(点)、非法油罐车、非法炼油厂”,并在第45条规定可将违规的重点用车单位纳入生态环境信用黑名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工具。京津两地则无此类规定。

《永定河保护条例》亦呈现类似特点,但在统一框架下基于流域治理的复杂性保留了更多地方差异:北京侧重防洪安全与文化带建设,天津突出入海河口治理与滨海生态保护,河北则强化水源涵养、湿地修复等上游责任。此种“大同小异”的立法格局,在确保区域协同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地方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其他城市群推进环境协同立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范式。

(二)联合执法机制

1.跨区域执法协作框架

京津冀三地通过顶层设计搭建跨区域执法协作框架,系统推进生态环境执法联动。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任务与阶段性目标。同年,三地环保厅局签署《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与《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正式启动跨区域环境执法协作。

进入“十四五”时期,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深化。2021年三地签署《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框架协议》,强化流域突发事件应急联动。2022年,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工作的通知》并成立工作协调小组,同时签署《“十四五”时期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水环境联保联治、危险废物处置、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执法与应急联动、组织协调机制等六个方面深化协作。

在实施层面,三地生态环境部门依托轮值机制,每年定期召开生态环境执法联动工作会议,共同制定年度联合执法重点。三地每年联合制定并印发《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合联动执法工作方案》,明确年度重点任务,聚焦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保护、固体废物管理、移动源监管以及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违法行为整治等五大领域,系统推进联合执法工作。

2.多层次协同执法体系

京津冀逐步形成了涵盖联合检查、队伍联建、信息共享与执法互认的多层次协同执法体系。一是联合检查。三地围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关键时段(如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期)共同开展现场检查,统一行动,针对跨区域、跨流域环境违法行为形成集中执法合力。二是队伍联建。2021年,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生态环境执法部门率先试点执法人员跨区交流,互派干部实岗锻炼,推动经验共享。2023年,三地共同出台《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用语规范》,以统一执法表达和行为准则的方式推动执法规范化。三是信息共享与执法互认。三地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依托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信息互通、证据互认和案件协同办理。例如,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与北京市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四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制定《京张跨区域生态环境联合联动执法工作要点》,明确涉及线索移送的行政执法案件由各方依职权调查取证,证据材料在五区(市)范围内相互认可,必要时开展联合核查。同时,三地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及时上传行政处罚数据,实现跨区域执法信息的实时共享与案件处理结果的统一发布。

京津冀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机制已从省级层面向区县层面延伸。京津冀三地依托“一地吹哨、三地响应”模式,在通州—廊坊—武清、延庆—张家口、滨海新区—唐山等重点交界区域率先推进联合执法,并逐步固化相邻地区常态化协同机制。房山—保定、密云—承德、滨海新区—沧州以及“通武廊”“静沧廊”等地区也相继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逐步构建起覆盖重点交界区的基层联动网络。

(三)司法协作机制

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的司法协作机制涵盖审判与检察两个层面。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建立京津冀三地法院联席会议机制,加强信息化建设合作,推动执行联动协作,并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等类型案件的集中管辖或专门管辖制度,以提升区域司法服务保障能力。同年,三地检察机关共同签署《关于京津冀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合作框架意见》,提出建立重大区域环境污染案件会商与联合办案机制,推动实现跨区域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司法标准与鉴定标准的统一,为司法协同的制度化与常态化运行奠定了基础。

1.检察协作

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框架下,三地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切入点,逐步构建起系统化的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

首先,构建公益诉讼协作网络。三地检察机关先后签署《京津冀检察机关关于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协作配合的意见》(2023)、《关于建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2023)、《京津冀“四市五区”公益检察·护航大美燕山联合行动的意见》(2023)等文件,明确跨区案件协作、异地调查取证、技术鉴定共享及检务资源互通机制,有力支撑跨区域生态公益诉讼的开展。

其次,推动联合办案与信息共享。以泃河污染案为例,天津蓟州区检察院牵头,与河北兴隆县、三河市、北京市平谷区等多地检察院建立联合办案、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形成了“联席—联巡—联防—联控”的跨界生态治理格局。

最后,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京津冀地区持续推动“河长+检察长”跨区域协同机制常态化运行,通过整合河长统筹职能与检察长监督职能,增强在水环境、水生态和水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提升区域生态治理整体效能。

2.审判协作

在审判协作方面,京津冀法院系统通过机制建设、跨区管辖与典型案例引导,推动环境资源审判协同迈向实质化,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跨区域司法实践。

首先,构建多层次审判协作机制。三地法院先后签署《京津冀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2016)、《关于加强司法协作为京津冀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提供服务保障的框架协议》(2023)等文件,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信息共享平台与执行联动机制,其中2023年协议采用清单化、项目化方式推动立案、审判、执行、审管及队伍建设等环节的深度协作。

在具体推进中,北京市法院重点研究跨域管辖争议并与津冀两地法院就部分跨域管辖事项达成共识;天津市法院逐步扩大执行事项的委托范围,推动三地在委托执行、异地执行和信息查控等方面深化协作;河北省法院自2024年以来依托京津两地的鉴定资源优势,跨域委托鉴定案件突破1万件。在此基础上,三地法院于2025年共同签署了《司法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行动计划(2025—2027)》。

其次,创新跨行政区划管辖模式并建立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自2017年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跨省级行政区划管辖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案件及上诉案件,开创了跨省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的先例。2024年,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合作签署《落实京津冀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作备忘录》,在环境资源审判领域构建联学共建、资源共享、多元共治等协作机制。

最后,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导与实践参照功能。2021年至202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17件京津冀协同发展典型案例,其中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有3件,体现了跨域协作的良好实践。例如“闫某春等四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河北怀来县法院邀请北京延庆区法院法官观摩庭审并共商审理意见;“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诉广东粤某航运有限公司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执行案”中,天津海事法院联合检察机关、海事部门实现沉船打捞“零污染”。此外,三地高院均建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典型案例发布机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2022年发布的25件典型案例中包含3件生态环境保护案例(其中1件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跨域审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7件案例中包含1件生态环境保护案例;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年遴选的5件典型案例及5则事例中亦有1则生态环境保护事例。这些案例为统一区域裁判尺度和推进区域生态司法协作提供了制度与实践参照。

总体来看,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的司法协作机制已初步形成多层级、多主体、多机制的联动格局,通过机制共建、资源共享与专业整合,实现了跨区域环境案件的协同治理,为区域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提供了司法保障。


三、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协同面临的法治挑战

京津冀三地在协同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面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在以下层面仍面临一系列的法治化挑战。

(一)协同立法层面

1.区域步调存在差异

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立法进程中,三地在协同条款的嵌入节奏和制度完善程度上步调不一,北京在部分基础性立法推进方面相对滞后。例如《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修正)与《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修正)均设立专章,分别以“重点区域联合防治”和“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为名,对区域协同机制、预警应急、科研合作及标准统一等作出规定,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在2018年修正时未纳入相关条款。在综合性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方面,《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均设有“区域协同”专章,但北京尚未制定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此外,相较津冀两地的水污染防治立法,《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亦缺乏区域协同内容。这使得北京在制度衔接与协同治理基础性规则构建上与津冀出现时间差与功能差,制约区域立法协同的整体推进。

2.覆盖领域相对有限

自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被确立为重大国家战略以来,三地在生态环境立法协同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主要集中在污染防治和流域治理领域,整体覆盖范围偏窄。如表1所示,2015年以来,在北京制定或修订的可能涉及区域协同的9部生态环境领域相关法规中,仅有2部涉及区域协同;天津市与河北省虽分别有5部、6部法规包含协同条款,但集中于大气与水污染防治等少数领域。在企业排污许可、生态补偿机制、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领域,三地尚未形成系统的协同立法布局,基础性生态环境立法的协同性不足,区域协同治理的法律支撑体系仍需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表1京津冀地区2015年以来生态环境领域地方性法规区域协同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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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执法层面

1.区域合作协议效力不明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围绕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签署了大量合作协议与备忘录,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机制,其效力和实施均受到明显限制,联合执法易流于形式。受制于上位法授权不足,此类合作协议难以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承担,更多停留于意向性、程序性安排。尽管2023年《立法法》修正后赋予地方人大开展协同立法权限,但未明确地方政府可据此制定协同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导致行政机关层面的协同执法缺乏制度支撑。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执法管辖权体系,也导致跨区域执法更多依赖行政协商而非法律规则,易受领导更替或政策调整影响,稳定性不足。

联合执法在深层次领域也面临法律授权不足的限制。由于合作协议效力不明,容易出现执法依据不统一、标准不同、处罚衔接困难等问题,跨区域协作常常停留在联合检查与信息通报层面。一旦涉及管辖权移送、执法结果互认等深度协作,则可能与《行政处罚法》确立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管辖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强制不得委托的规定相冲突。根据职权法定原则,跨区域协作文件尚不具备突破现有法律框架的效力。当前实践中虽已出现多地执法人员组成的跨区域联合执法队,但因不具备独立行政主体资格,无法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处罚或强制决定,只能承担辅助性检查职责。这反映出当前区域协同执法仍停留在自愿协作阶段,难以适应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的深层制度需求。

2.执法标准不一

在区域一体化治理背景下,统一执法标准是确保法律适用一致性、提升跨区域执法协同性的关键。特别是在行政处罚领域,如何协调不同区域间的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是构建区域法治秩序一体化的重要环节。当前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虽以《行政处罚法》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为共同依据,但在裁量情节、罚款计算、免罚规则及程序要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导致执法尺度不一、案件衔接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裁量情节设定不统一。北京将“伪造、变造证据材料”等列为从重处罚情节,并将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从轻、减轻或免罚的考量因素;天津将“突发环境事件中隐匿违法”纳入从重情形;河北则未包含上述内容。在从轻与减轻处罚标准方面,北京引入生态修复挂钩机制,而天津、河北主要依据消除危害、受胁迫或立功等传统因素。

二是免罚规则体系差异明显。北京以“不予处罚清单”为核心,通过清单化管理限定免罚范围;天津以“清单+量化”方式列明28种免罚情形,明确超标倍数、排放量等量化标准;河北多为原则性免罚规定,侧重通过签署《包容免罚告知承诺书》、全过程记录等程序性约束确保免罚裁量的规范化。

三是罚款计算机制分化。北京采用综合评估模式确定罚款金额;天津依据罚款形式区分倍数、幅度和区间三种方式;河北建立“百分比模式”,以裁量因素量化值乘以最高罚款上限进行计算。在按日连续处罚方面,仅北京制定详细适用规则,津冀均未予明确。

上述差异导致三地在执法实践中可能出现“同案不同罚”现象,既增加了跨区域案件协调成本,也影响了执法结果互认与协同执行效率,从而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整体统一性。

(三)司法协作层面

首先,京津冀区域环境司法协作对政策性文件与合作协议的依赖程度较高。不同于高级人民法院牵头发起的省(市)内司法协作,跨省(市)协作往往需依托最高人民法院或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职能机构,在其政策性文件的指导下由相关高级人民法院通过会商签署协作协议,再辅以实施细则加以落实。这使得多数跨区域环境司法协作通过“协议”“细则”“意见”等方式推进,这类文件制定过程多限于机关内部协商,法律效力层级较低,且依赖上级推动与地方领导意志,导致权责边界不明、利益表达机制单一,制度稳定性不足。

其次,区域环境司法协作在实体法与程序法层面均面临挑战。实体法层面,生态环境案件往往涉及跨越多个具有地方立法权的省级行政区域,而各地在环境修复、资源利用、鉴定评估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与司法政策存在差异,这使得集中审理时容易面临实体规范的冲突。程序法层面,为实现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并克服地方保护倾向,生态环境的区域协同需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推行集中管辖。但该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困境:现行指定管辖制度仅针对个案设计,而集中管辖作为一种“批量”式指定管辖,目前在三大诉讼法中均缺乏明确法律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未将“集中管辖”列为法定的案件管辖类型。虽然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对行政案件的跨区域管辖有所涉及,但“可以”一词的表述使得跨区域集中管辖在适用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仅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可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明确自2017年10月26日起受理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案件上诉案件。现行制度下,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跨省(市)集中管辖主要依赖地方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不具备普遍适用性,而集中管辖与普通管辖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和案件程序不确定性。


四、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协同法治化的完善路径

针对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协同中存在的上述挑战,未来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协同的法治化建设。

(一)健全协同机制,拓展立法领域

为解决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立法中存在的步调不一、覆盖领域有限等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强化立法“废改释”的动态协同机制,重点填补关键领域的立法空白。针对《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缺乏区域协同专章、《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未规定协同内容以及北京市尚未制定综合性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问题,可启动三地联合修订程序。可由京津冀人大常委会协同工作机构牵头,对北京市现行法规中缺失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流域协同治理”等条款进行系统性补充,确保三地在区域联防联控、应急响应、生态补偿等核心制度上实现立法对接。同时建立法规差异识别与响应机制,对已发现的制度空白及时启动专项立法、修法程序,提升区域协同立法体系的完整性与同步性。

其次,有序拓展协同立法范围,从当前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主,逐步延伸至流域共治、固废跨区域处置、生态红线管控等系统性领域。可研究制定京津冀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等区域性法规,实现从点状协同向系统协同转变。

最后,设立常态化的京津冀生态环境立法协同机构,负责日常协调与进度跟踪,并建立法规交叉备案与定期清理机制,实现协同立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动态优化和有效落地。三地可借鉴《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决定》所采取的“联合起草大专班与小专班”工作机制与“由一到三、再由三到一”的文本统筹机制,该机制在立法程序上有效推动了跨区域立法分工与文本统一。三地决定除第5条在分工与合作重点方面略有差异外,其余文本保持高度一致,体现了京津冀在“同一文本立法项目”程序规范化上的进展,为生态环境协同立法提供了程序规范与机制借鉴。在此基础上,还可参考《京津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定》的“小快灵”立法模式,以高效、精准、可操作为原则,围绕核心法律关系精准设计条款,实现需求导向和重点突破。在生态环境领域,“小切口”并非局限于微观事项,而是基于区域整体发展逻辑,通过具体制度安排实现协同治理目标。同时,应建立立法选题评估机制,避免因立法碎片化影响区域法治的统一性与系统性。

(二)提升合作效力,统一裁量标准

一方面,针对区域合作协议效力不明、难以形成刚性约束的问题,有必要推动行政合作机制向具有法定效力的区域性规范体系转型。区域性规范可由中央授权形成,采取“地方起草、中央批准”的制度模式,由三地联合起草执法协作规则并报中央机关批准后以中央名义发布,从而赋予其正式法律效力。此举既能够保留地方在生态治理中的差异化需求与治理活力,又通过中央确认确保规范的统一性与权威性。在内容上,区域性环境规范应聚焦大气污染防治标准统一、生态补偿机制协调、执法程序衔接等核心问题,并建立相应的监督与救济机制,提高规范的实际执行力和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水平。通过制度转型,区域合作规则可从政策性共识走向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为京津冀联合执法提供统一、可执行的依据。

另一方面,针对三地生态环境执法标准不一致、裁量尺度存在差异的问题,可借鉴长三角统一裁量基准的制度经验,通过制定区域统一的执法裁量规则来提升执法公正性与协同性。长三角于2024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通过确立合法性、合理性与过罚相当原则,采用综合裁量模式,对违法行为情节的轻重设定量化因素并赋予分值,从而实现裁量标准的可量化、可监督与可比对。其在量化裁量因素、构建统一裁量基准表及建立跨省(市)适用机制方面的创新,有效减少了“同案不同罚”现象,为跨区域案件的统一裁量与结果互认提供了制度保障。对于京津冀而言,该模式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一是制定区域统一裁量规则,以缩小执法尺度差异;二是以综合裁量与量化机制提升执法的科学性、透明度与可预期性;三是为案件协查、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提供统一操作平台,减少制度不兼容带来的协同障碍。

(三)完善协作规则,统一裁判尺度

针对当前京津冀区域环境司法协作中存在的机制依赖过强、实体与程序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可从以下方面推进制度完善。

针对协作机制过度依赖政策性文件的问题,首先应进一步提升协作规则的规范层级。对于实践中运行稳定、适用范围明确的协作机制,可通过司法解释或协同立法的方式予以固化,明确协作事项、程序要求与权责分配,减少对临时性文件的依赖。其次,应完善规则制定与协同参与机制,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下建立跨省级的协作规则协商平台,生态环境部门、检察机关、鉴定机构与专家组织共同参与,提高规则形成的透明度与科学性。最后,应健全执行与监督机制,通过制定统一的执行协作规范,建立跨区域联动机制并实施定期评估,确保协作机制在基层法院得到有效落实。

针对实体法与程序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可通过统一裁判规则、完善程序机制并健全配套制度予以推进。在实体法层面,可由京津冀三地高级人民法院牵头,联合制定区域性环境案件裁判指引,统一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与修复责任认定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环境资源一体化保护立法,构建权责分配体系、评价指标体系、预测监测体系、补偿测算体系等配套制度,逐步缩小实体裁判尺度差异。在程序法层面,可总结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的实践经验,推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环境资源案件的管辖衔接规则,对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案件实行指定管辖,并探索适用于京津冀的案件集中管辖模式。


结  语

区域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稳步推进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如何在新时代实现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与系统保护,如何推动生态环境区域协同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已成为加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机制贯穿协同立法、联合执法、司法协作等多个层面。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制度与实践挑战。未来,通过拓展协同立法领域、提升合作规范效力、统一裁量与裁判标准,有望突破行政区划分割造成的治理瓶颈,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从政策驱动向法治保障转型,构建起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共同体,为实现京津冀更高质量的协同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文章来源:《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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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