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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红星:行政处罚认错认罚从宽的源流、现况与展望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6年第5期 |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 :2026-11-19 12:25:19 | 47 次浏览: | 🔊 点击朗读正文 ❚❚ ▶ | 分享到:

三是“从宽”。认罪认罚从宽之“从宽”,“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罚,也包括上程序上从简处理”。认错认罚从宽之“从宽”,同样应当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罚和程序上从简处理。实体上从宽处罚包括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也包含不予处罚。诚如上文所言,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已成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且自认有错,被罚不冤,但行政机关仍可以基于行政相对人认错认罚的具体表现和违法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等,酌情决定不予处罚。究其本因,对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行政机关本来就不是非要一律处罚。“尽管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满足了应受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具有可罚性,但是出于行政目的的考量,在个案中仍然可以进行‘合义务裁量’,放弃对此行为的追诉和处罚。”例如,“有一些违法行为的违法性较弱,违法情节比较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当事人及时改正,尽管也破坏了行政管理秩序,但不必一律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首违可以不罚”条款是立法规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可以不予处罚之滥觞。认错认罚可以不罚,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可以不予处罚之立法精神相符。程序上从简处理,指简化办理程序、从轻适用强制措施、调整执行方式等。例如,对认错认罚的当事人,行政机关可以不扣留其涉案物品。又如,当事人认错认罚但经济确有困难,无力缴纳罚款,行政机关不仅可以降低罚款数额,还可以允许当事人暂缓或分期缴纳罚款。

总之,认错认罚从宽是行政相对人承认行政机关调查的违法事实存在,认同自己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已构成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相对人的认错认罚,尽可能对行政相对人从宽处理的制度。在认错认罚从宽的适用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可就违法事实、违法行为、处理结果持续沟通协商,争取形成共识,实现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合作。

(三)统一认错认罚从宽的适用标准

目前,各领域、各层次行政单行法关于认错认罚从宽适用的规定参差不一。应从认错认罚从宽的内涵出发,释明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阶段、适用条件、适用程序与适用效果,构筑统一的适用标准。

一是适用范围。认错认罚从宽应当适用于所有行政处罚案件,不应该有适用范围的限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忠恕之道普惠于世,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应当得到提倡,提升行政效能是所有行政活动应当贯彻的一般原则。认错认罚从宽的价值目标和功能定位决定了其适用不应当有范围的限制,所有领域的行政案件,无论情节是轻是重、危害程度是大是小、行政相对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可以适用认错认罚从宽。既然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是“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那么,行政处罚案件适用认错认罚从宽当然也不应该有范围的限制。既然“不能因罪轻、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那么,当然也不能因情节、危害程度、过错程度等剥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相对人自愿认错认罚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行政处罚法》在正式规定认错认罚从宽后,行政单行法和实践中行政机关对认错认罚从宽仅适用于轻微违法行政案件的限制应予消除。

二是适用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同样,认错认罚从宽应当贯穿于行政处罚全过程,适用于行政处罚的立案、调查、拟决定、呈批、决定各个阶段。在立案和调查阶段,行政相对人可以与行政机关沟通协商,积极配合行政机关调查,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及时改正违法行为,与被侵害人达成谅解;在作出决定的各个阶段,行政相对人仍然可以继续与行政机关沟通协商,承认自己的行为“应受处罚”,提出从宽处理的诉求和理由。只要最终决定尚未作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就可以进行认错认罚协商,达成实质的和解与合作。“协商应当贯穿于整个行政过程,即从行政程序正式启动到行政主体作出行政决定”,实践中行政机关只认可行政相对人在立案和调查阶段认错认罚的做法应予禁止。

三是适用条件。认错认罚的前提是行政相对人有错、当罚。若行政相对人无错,也就不能适用认错认罚从宽。只有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触犯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性条款,行为具备可罚性,才能适用认错认罚从宽。违法事实的存在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是认错认罚从宽适用的条件。以此而论,下列情形不得适用认错认罚从宽:其一,违法事实不成立的,不能适用认错认罚从宽。行政机关通过调查确认没有违法事实,应终止程序,不得用认错认罚从宽结案。其二,违法事实不能确定的,不能适用认错认罚从宽。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执法和解不同,认错认罚从宽不得适用于“事实、法律观点不明确且这种不确定状态不能查明或者非经重大支出不能查明”的情形。事实未查明却让行政相对人认错认罚,有违依法行政与处罚法定,也与认错认罚从宽的内在逻辑相悖。其三,违法事实不成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不能适用认错认罚从宽。行政相对人行为虽然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触犯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性条款,具备形式上的违法性,但经过沟通、了解、调查,行政机关发现行政相对人行为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或有责性阻却事由,不成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不具备可罚性,依《行政处罚法》第33条,应直接决定不予处罚,不需要也不得适用认错认罚从宽。实践中行政机关为了尽快结案,在未彻底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以从宽处理为饵,引诱行政相对人签订认错认罚协议的做法不宜提倡。

四是适用程序。在202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之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规章大多单设“快速办理”一节,规定认错认罚案件可以通过简化取证方式和审核审批手续等措施快速办理,但快速办理不被认为是在《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之间再增加的新程序,而只是在适用一般程序办理行政案件时,通过简化取证方式和审核审批手续等措施来加快案件办理速度的一个特殊处理。2025年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最终没有纳入快速办理的程序规定,同时将认错认罚从宽条款规定在第二章“处罚的种类和适用”中,这表明认错认罚从宽不再是快速办理程序规则的附属规定,而是治安管理处罚适用的一般规则。认错认罚案件的适用程序也不再局限于快速办理程序规则,而是可以根据案情,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听证程序。将来,在《行政处罚法》正式规定认错认罚从宽后,无论行政案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一般程序还是听证程序,均可以适用认错认罚从宽。认错认罚从宽案件既可能适用一般程序,也可能适用简易程序或听证程序;既可以快速办理,也可以不快速办理。目前行政单行法中关于认错认罚案件必须适用快速办理的强制规定应予修正。

五是适用效果。认错认罚并非行政相对人单方面的退让与“认输”,而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双方协商一致解决行政纠纷的合意。在认错认罚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并保留对行政机关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其一,认错认罚未消灭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不能将认错认罚视为行政相对人放弃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事实上,认错认罚过程更多表现为“行政机关告知违法事实—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行政机关听取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行政机关深入调查”的互动过程。通过反复的沟通与互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形成关于“错”(违法事实)与“罚”(行为性质与法律后果)的共识,行政相对人认可这一共识,是为认错认罚。其二,认错认罚未消灭行政相对人的复议权和诉讼权。认错认罚不代表行政相对人放弃行使复议权和诉讼权。对认错认罚后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无论是否从宽,行政相对人均有权“反悔”,提起复议或诉讼。其三,认错认罚结论具有法律拘束力。认错认罚结论对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产生拘束力,行政机关基于当事人认错认罚的结论作出处理决定。认错认罚结论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产生拘束力,具体来说,如果行政相对人认错认罚后又不服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提起复议或诉讼,认错认罚结论只要查明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明显错误,复议机关或法院应尽可能采纳,作为复议决定或判决的基础和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认错认罚不影响行政相对人行使陈述权、申辩权、复议权与诉讼权,却会影响其在可能的复议或诉讼中胜出的机会。行政相对人可以“不认账”,但执法、司法机关不会不认,“基于公众参与而引入行政领域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信守承诺、禁止反悔”,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无论如何,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认错认罚的行政相对人放弃复议和诉讼的权利,不能因为协商过程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辩而认为行政相对人不老实、出尔反尔,由此否定行政相对人的认错认罚。要言之,认错认罚不应被认为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单方面的“认输”、服从,而应是双方依法协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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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