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声琨还提出，要健全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畅通各类人员职业发展通道，确保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才。要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省级统筹机制，完善挂职、交流、晋升、退出等政策，形成有进有出、能上能下的员额管理机制。

　　此外，在深化政法职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郭声琨强调，要全面落实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政策，推进法官检察官登记按期晋升，择优选升，探索建立与单独职务序列相配套的政治、生活待遇保障制度。

　　观察

　　“双重改革”叠加下的司改会：

　　就瓶颈问题给出解决方案

　　7月24日，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在广东深圳召开。这是十九大后，全国政法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开门见山表示，要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新格局”。

　　这场自2014年启动的司法体制改革，备受各界关注。南都记者从会上获悉，接下来改革将继续向深水区推进：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新出现的问题和困境，郭声琨在会上给出“破解之道”；同时将机构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相结合作出部署和安排。

　　十九大后首场司改会为何在深圳开？

　　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每年年中，召集全国政法系统省级以上负责人召开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已成“惯例”。会议除了梳理改革进展、部署改革任务，一般还会筛选出地方在改革中探索出的经验，向全国进行推介和分享。

　　南都记者关注到，同往年相比，此次会议安排格外紧凑：一天时间内，除了郭声琨讲话、分组讨论、观看总结地方经验的专题片，包括当日晚，全国政法委书记还安排了系统内会议。当日晚，还安排了各省政法委书记会议。而从会议的规格、召开的地点来看，此次会议颇为“不同寻常”。

　　全国政法系统的主官悉数到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此外，作为“东道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也到场参会。

　　对于选址深圳，会议开场，郭声琨表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深圳是第一个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性巨变的缩影。“新时代，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他明确表示，要把司法体制改革这场“伟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政法系统内人士也向南都谈到：所谓“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方式，是持续推进改革”，会议选址在深圳召开，既是最好纪念，也是“改革再出发”的实际体现。

　　就司改瓶颈问题给出解决方案

　　南都记者了解到，此前近5年的司法体制改革，通过“立案等级制”破解立案难，通过让“员额”法官检察官组建新型审判办案团队、力除院长检察长对案件的行政审批，实现“谁办案谁负责”。

　　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法院新收案件剧增、“案多人少”成为难解之题；院长检察长不再审批案件，怎样防止法官检察官如果任性用权、办错案件？这些都成为改革面临的“瓶颈”。

　　会上，郭声琨梳理出当前司法系统遇到的“监督不力”、“尺度不一”等5大难题，并逐一给出解决方案，安排一揽子改革举措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

　　一位与会人士向南都记者表示，上述问题若得不到及时解决，很有可能导致司改目标落空，“比如对法官检察官的监督，实践中就曾经发生法官办案中有问题，律师反应、投诉却没有人监督的情况。”。

　　“比如对法官检察官的监督，实践中就曾经发生法官办案中有问题，律师反映、投诉却没有人监督的情况。”该人士指出，在监督缺位的情况下，一旦出现司法腐败，“公平正义”落空、司法体制改革甚至也可能遭到质疑。

　　将完善党委政法委职责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按照十九大部署，当前政法系统整体面临机构改革任务，堪称是“双重改革”叠加。

　　南都记者关注到，郭声琨在会议讲话中，用较长篇幅逐一介绍政法系统各单位的机构改革进展，并将司改与机构改革相结合，进一步明确改革路径。

　　他说，要完善党委政法委的职责定位，确保党管政法的原则落到实处。作为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接下来，将科学定位党委政法委的职责边界，转变工作理念和方式，加强统筹协调、谋划部署、督办落实、服务保障等职能。

　　据了解，在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综治职能交由党委政法委承担；维稳、反邪教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指导监督职能交由党委政法委承担，具体实施交由公安机关承担。

　　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机构改革，郭声琨也谈到，要通过机构改革，实现优化协同高效的司法机构职能体系。

　　郭声琨表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要求政法机关适应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要，完善执法司法权运行体系、诉讼制度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正义维护、权利救济、安全保障、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

　　他强调，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自觉把人民群众作为“最终裁判”，保障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做到改革过程让人民群众参与，改革成效让人民群众评判，改革成果让人民群众共享。

　　深圳经验

　　司法体制改革中 深圳创下多个首次

　　执行案件查控周期由15天缩短为2天

　　南都讯　全国首个金融法庭、全国首个“执行转破产”团队、全国首家系统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改革……十八大以来，深圳作为全国首批司法改革试点城市，在完成司法体制改革任务过程中，深圳以多个“率先”、“首个”交出了亮眼成绩单。

　　深圳中院跻身全国首批“基本解决执行难”样板法院

　　本轮司法改革有四大任务，即四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人财物统一管理。其中，如何破解“案多人少”的困局，成各级法院的一大课题。

　　南都记者关注到，2011年深圳法院在全国最早提出率先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2014年，制定全国首个基本解决执行难实施标准；2015年，在全国最早引入第三方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行评估。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执行案多人少的困境，深圳法院运用“一网两台”科技手段，将“鹰眼查控”置入“老赖”生活的各个方面，率先推行“执行转破产”改革，有效破解了执行难题。

　　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全市两级法院原来需要由60余人完成的查控工作，现在仅需7人即可完成，执行案件的查控周期也由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为现在的2天。2017年深圳法院办结执行案件132643件，同比上升60.6%，为当事人实现胜诉权益252亿元。

　　也因此，深圳中院成为全国首批“基本解决执行难”样板法院。

　　检察机关建立监测制度应对类案不同处理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已走向“办案专业化”、“管理扁平化”。

　　近年来深圳市检察机关以监督的专业化应对办案的专业化，以监督的一体化应对管理的扁平化，探索形成一套新形势下强化内部司法监督的新机制。

　　据悉，深圳90%以上的刑事案件在基层检察院，监督重心也在基层。深圳市检察院以一体化监督为抓手，综合运用基层巡察、案件评查等手段，促进了办案质量的整体提升。

　　为了防范执法办案中的类似风险，深圳检察机关将个案监督延伸至类案监督，聚焦放权后出现的“类案不同处理”等问题，建立司法责任制核心指标监测制度，提炼出129项重要指标，对办案风险进行实时监测，建立类案质量分析报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