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省法学会数字法治研究会2025年年会暨智能时代数字法治研讨会在杭州举行。省法学会副会长、省法学会数字法治研究会会长丁祖年，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苏新建，浙江省数据局公共数据处张纪林处长出席会议并致辞。省法学会数字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惠主持开幕式。来自省内外二十余所高校学者，浙江省数据局、杭州互联网公证处等行政机关专家，以及律师事务所、网络科技企业等实务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共70余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围绕智能时代数字法治的前沿与热点问题开展研讨。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建淼提出，低空经济作为新兴万亿级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期，但低空空域使用权立法仍面临分层确权与冲突解决、风险防控与边界界定，以及市场化和公共利益平衡等多重挑战。应将空域使用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并建议分阶段推进立法：近期修订民用航空法，中期出台空域使用管理法，长期深化产权改革，逐步实现空域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浙江理工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郑旭江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公司虽享有知识产权，但该权利不延伸至以它为工具创作的作品，人工智能生成物应被界定为新型演绎作品。这存在两方面著作权侵权风险：一是基础材料多源于公开网络搜索，受Robots协议约束且仅限公开信息范围；二是使用者输入的侵权材料可能会被纳入数据库反复调用生成新作品，引发连续侵权。刑法规制应明确犯罪客体、客观行为、主体责任和主观要件，避免权责分离。

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白云武认为，当前无人物流车在公开道路应用中面临属性认定、路权分配和事故定责难题，在法律上宜被认定为非机动车，并建议将路权理论构建为“基本权利-道路资源-交通规则-时空维度”四层结构。通过实际路口交互视频案例揭示责任认定困境，提出立法应明确无人物流车的通行时空边界，将安全与效率作为立法第一性原理，且路权的AI模型应用可为自动驾驶大模型算法决策提供内核基础。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数字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王云霞提出，当前数据要素市场面临利益配置失衡、治理权力失当和治理方式失调等问题，主张推动利益结构从私人财产权向公共数据产权共嵌演进，治理权力分配从权力减法到权力乘法的嬗变，治理方式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转变。王云霞表示，应确立数据发展权法律概念，以开放共享的数据利益配置机制、协调均衡的政府数据权力规范体系，推动发展导向型政府数据治理方式的完善，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与谈环节，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徐伟提出，低空空域需平衡产业发展与空域安全，权属兼具财产属性与公共属性，应构建从宪法到民法的权属依据链条。针对AIGC著作权，徐伟认为责任认定需结合具体场景，警示开发者担责而用户享权可能引发的权责分离问题，亟需理论澄清与制度回应。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总经理孔俊将路权与数据权利类比，指出二者面临共性挑战：数据权属复杂交织，监管体系亦存在“九龙治水”式分散与冲突。孔俊提出，数据权利需与安全责任对等，本质是新技术快速发展与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矛盾，主张建立跨领域、跨部门的横向协同机制，以系统性思维应对挑战。

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党玺认为，生成式AI训练依赖受著作权保护的海量数据，其面临侵权形式多样、侵权判定复杂和法律适配滞后等挑战，传统授权或许可路径存在局限。他从技术中立、公共利益等角度论证引用合理使用规则的必要性，主张从立法明确类型与边界、司法实施分层治理、建立安全港规则与配套机制、强化技术透明度，并借鉴国际经验进行本土化调适，以实现技术创新与著作权保护的动态平衡。

北京嘉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晋沅分享了对AIGC影视数据RWA化的看法，认为AIGC技术重塑影视行业生态，传统版权框架因授权成本高、收益分配难等问题难以适应时代需求。RWA资产化保护作为新型保护路径，通过区块链技术将影视数据拆分为颗粒化单元并实现链上确权，增强数据流动性，提升证据保全、多元维权与刑事追责的可操作性。

宁波大学法学院讲师张馨丹认为，AI声音冒充发布短视频的本质是对真实权利人网络空间所形成的虚拟人格的冒用，平台责任认定面临立场分歧、一般注意义务虚化、安全保障义务泛化等困境。应区分义务与责任，引入保护义务理论推动平台注意义务的有名化与规则化，根据事前预防、事中通知与删除、事后处理分阶段划分责任，体系化考量平台与直接侵权人之间的责任分配。

浙大城市学院法学院讲师、博士金晶系统梳理了低空经济在飞行安全、公共安全、数据与网络安全、产业链自身等方面的风险，认为当前规制体系存在立法缺乏整体性、规范滞后、监管职责边界模糊、权益保障不足等困境。提出应推进制度体系建设、增加法律对技术的适应性、明确监管权责、强化权益保障、健全配套制度体系，建立央地协同、分类分级、技术适应的综合治理框架。

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媛认为，欧盟通过“布鲁塞尔效应”延伸数据保护标准，形成以充分性认定、适当保障措施为核心的数据跨境传输规则，但存在目标错位、方法论缺陷与形式主义僵化等问题，增加了企业合规成本与市场准入壁垒。中国企业应转向务实协同治理，通过参与数据合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价值认同与专业人才培养，降低合规成本并提升规则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