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而言，公共监控中的人脸信息具有事前一般预防的特征。就人脸视频监控对象而言，公共监控所收集的人脸信息涉及公共空间的所有个人，而非仅仅刑事个案所涉及的人脸信息。因此就制度而言，人脸视频监控并不需要获得一般性授权，整体坚持“统筹规划、合理适度、标准引领、安全可控”的原则。不过也正是因为其权限较广，其部署应当仅限于公共空间，排除“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后能够拍摄、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区域、部位。就监控目的而言，人脸公共视频监控包含了维护公共安全、信息追溯、威慑犯罪与侵权等目的。因此人脸公共视频监控虽然无法获得个体或公众授权，但应该在显著位置设置显著标识，告知公众存在监控视频。公共监控的显著标识除了可以有效威慑犯罪与侵权，对于获取公众信任也有重要意义。如果公共监控视频没有相关提示，甚至在公共空间秘密部署，则公共监控视频就可能变为一般性技术侦查措施，公众可能反而会因为此类秘密监控而感到不安全。

对于执法隐私制度涉及的非典型人脸保护场景，执法隐私制度也应进行改造性适用。例如,在企业等私主体的执法场景中，很多企业不仅进行人脸公共视频监控和维护其内部营业安全，而且对此类监控视频进行人脸识别与违法人员筛查。例如,上文提到的娱乐场所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筛查未成年人，网约车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筛查可疑犯罪分子。此类情形构成私人执法或委托执法（delegated enforcement）。在本文看来，对于私人执法是否应当被允许，私人执法应当遵守何种程序，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就执法权限而言，人脸识别所涉及的违法行为的严重性程度越严重，私人执法者越难找到人脸识别之外替代性的执法方法，人脸识别执法造成的执法错误或附带侵害越小，私人利用人脸技术进行执法就越应当被允许。就执法规范而言，法律需要对私人执法进行严格规范，以避免私人执法对公众权益造成侵害。《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对此已经做出若干规范，例如,“建立系统监看、管理等重要岗位人员的入职审查、保密教育、岗位培训等管理制度”“采取授权管理、访问控制等技术措施，严格规范内部人员对视频图像信息的查阅、处理”“建立信息调用登记制度，如实记录查阅、调取视频图像信息的事由、内容及调用人员的单位、姓名等信息”。当私人主体进一步利用此类视频图像进行人脸识别，法律应当在私人主体遵守这些规定的同时，进一步制定其人脸识别执法的程序与制度。

五、结语：制度与场景如何对齐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