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内展示的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的“实事求是”石刻及雕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培育优良作风的重要时期。在先前积累的反腐倡廉经验的基础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加强廉洁教育，增强了全党的党性，改进了党的作风，纯洁了党的肌体，厚植了党的群众基础，取得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党在这一时期开展的廉洁教育的生动实践，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进行思想改造，提高道德修养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深知腐败对于革命的腐蚀性、败坏性和毁灭性，因此对腐败有很强的警觉。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党的革命纲领，明确党的性质和宗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内部出现的贪污公款、铺张浪费、生活腐化、营私经商问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延安时期亦补充完善惩治贪污和廉政建设的制度法规。但与此同时，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及部分共产党员的腐化蜕化仍时有发生。

　　毛泽东同志1937年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于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在边区存在及死灰复燃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边区党员干部出现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人的“思想堤坝”出了问题。在“思想问题——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贪污腐化”这个连锁反应的因果链条上，后三者都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流毒。因此，毛泽东对腐败问题的思考，集中在思想和政治上意志的衰退所导致的生活腐化堕落。他开出的药方是，既然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腐蚀的结果，那么就只能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方式才能根本解决。“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39年，根据当时党的队伍扩大，新党员思想复杂的情况，刘少奇专门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思想改造和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刘少奇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从内心产生对腐朽生活方式的厌恶，从而抵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只要社会中还有这些恶浊东西，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剥削阶级的影响，那末，在共产党内也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恶浊的东西。正是因为社会上和党内还存在这些恶浊的东西，共产党就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党员就有改造自己的必要，就有修养和锻炼的必要。”这个看法，无疑清晰表明党员干部加强个人修养和锻炼的必要。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强个人修养、进行自我锻炼，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决定的。并且，在革命胜利以后，为了防止党内腐化、堕落现象的发生，也要不断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

　　做大公无私的“人民勤务员”

　　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在新民学会时期，毛泽东、蔡和森就深信中国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观念，在探索个人、社会与国家问题时摆脱一己私利，把分析问题的视野扩大到中国与世界，并身体力行。毛泽东曾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毛泽东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1943年茅盾的女儿沈霞在日记中感叹：“当失眠之夜，想到自己是在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时（即使是很小很小的），白天少见真心的笑不自觉地挂在嘴边了。”“只有当我能一心一德向着党时，我最快乐，在我想到私人问题时，我就烦恼。”八路军干部刘荣的说法也和沈霞相似：“自己过去有自私打算，和党不是完全一条心，若克服了为自己那半条心，完全与党同呼吸、同党保持一致时，自己就会感到无上愉快，今天自己就不像前两年内心痛苦，此故。”在延安，经过思想改造、党性淬炼，整个党员干部队伍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

　　1942年后，随着边区财政经济的紧张，甚至取消津贴制，实行日常用品供给制，使得行政机关职务真正成为思想上光荣、经济上却无利可图的“人民勤务员”。1944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张思德学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如何做好大公无私的“人民勤务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搞绝对平均主义，而是通过发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号召，渐进地实现以“公”化“私”。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每一个苏区党员都必须以身作则，养成和发挥固有的艰苦耐劳，与清廉紧张的作风，提高革命的警觉性，任何松懈不警觉，腐化堕落的行为都是我们目前工作阶段的主要敌人。”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俭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

　　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从，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

　　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自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出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

　　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誉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