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而传统法文化犹如一坛坛尘封千年的老酒，如果没有人为之鼓与呼，恐怕有些人就会忘记它的存在；即便能意识到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难以懂得其个中真味。

历史本是沉默的，需要一代代的后人来为它诉说。你讲得有趣，则听者众；讲得无味，则闻者稀。当下研究法律文化最通常的方法，就是写论文。这种“学术”的方法，对于保存传统法律文化固然重要，但其程式化的表达，几乎让同行以外的大众不堪卒读，油然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慨，欲其广泛传播，何其难哉！

为了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探寻其奥秘、感悟其魅力、汲取其智慧，我们拟采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诉说，大胆跳出学术界固有的写作范式，不是就法律而讲法律，不是就文化而谈文化，而是选取大量典型的历史案例，采用“三讲法”进行表达：以案例讲制度、以制度讲文化、以文化讲人性。无论是在历史长河中，还是现实生活里，法律制度总是冷峻无情的，文化思想则是抽象难懂的，这世上愿意主动去学习这些内容的角色，自然是令人佩服万状的，但绝不会是多数人；如果一开篇就讲硬邦邦的法律，或高大上的思想，估计大多数读者就会掩卷而逃。但先讲案例就不一样了，能产生吸引眼球的功效。因为任何案例都是有故事的，而天下似乎没有不爱听故事的人。从案例入手讲法律文化，无疑是通俗读物写作的不二法门。

比如，“法不阿贵”的思想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中最优秀的文化元素之一，如果用学术的方法进行表达，就要按照“概念定义—内涵外延—实践状况—积极作用—消极影响—当代启示”的范式，亦步亦趋地写下来；再使用“质言之”“换言之”“进言之”“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之类的转承词语；再祭出几句“型构”“可欲”“允当”“判准”之类的学术话语，无人读懂方显得高深莫测。然则，徘徊在这种千回万转的语言迷宫里，读者能不迷糊者，几希？进而对传统文化变得兴趣索然，变得“望而生寐”。“寐”者，睡梦也。这样的书籍文章，足以作为催眠的法宝，而难以成为传播文化的工具。

呜呼！文化传承靠的是传播。有文化而无传播，或有传播而缺乏有效果的传播，那与空气振动何异？人们难以关注它、接近它，进而习用它，谈何传承？所以，我们必须反思文化传承、传播的方法。同样是讲“法不阿贵”的思想，如果换成“三讲法”来叙事行文，或许效果就会更好。不信用《张释之弹劾太子》一案来做示范瞧瞧。

首先，“以案例讲制度”：张释之是汉文帝时期的公车令，相当于看守宫殿大门的卫士。史书记载：“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太子刘启（后来的汉景帝）和他弟弟梁王刘武一起进宫开会，经过司马门时没有下车，直接一骑绝尘冲卡而过。结果张释之硬是追上去将两位小爷给拦住了，不让进，还到太子的皇帝爸爸汉文帝那里告了一状。张释之为什么敢这样不给面子呢？那是因为国家有规定，由此就引出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即西汉的《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凡是坐马车出入宫殿司马门的人，必须下车步行，否则罚金四两。

其次，“以制度讲文化”：虽然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但宫殿是人老刘家的，太子爷在自家门口飚个车，你何必去管呢？张释之之所以坚定不移地去阻拦，是因为自先秦以来就有“法不阿贵”的思想，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由此又引出了优秀的法律文化。

最后，“以文化讲人性”：虽然王子与庶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有着天壤之别，但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大家在物理意义上都是人，是人就会有同样的心理预期和价值判断，在法律面前，彼此都是同一地位。即便是贵族，一旦违法犯罪，只说声“对不起”是没有用的，而应受到相应惩罚。法律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与遵守。这就是人们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心理诉求，也是当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人性基础。

像以上这样的案例，本书共选取43个，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5个篇目编排，用“三讲法”进行解读述说，力求做到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三结合，由案例故事而法律制度，由法律制度而思想文化，由思想文化追问到最深层的情理人性。任何法律故事，只有讲到人的心灵中去，从深处挖、从根儿上刨，才能扣动读者的心弦，产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鸣。

古人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西人云：“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古往今来，法律莫不是为维护人的常情常理而设，亦莫不是为惩治逆情悖理的行为而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之所以优秀，其内在奥秘就在于：它在绝大多数时候能够体现和维护历代中国人最基本的情理人心。《诗经》有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反复思考与探索，本书作者想用一句话来表达共同的体会，那就是“法律深处是人心”。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