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警察荣誉》里的四位实习警官在一个派出所，矛盾、友谊更容易组织。而到了《重器》里，这批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了，余高远和陈一众一开始是在一座城市工作，但后来也分开了。所以从创作难度上来讲，《重器》的难度更大，他们每天面临的是不同的人和事，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可能也很难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不过，相较于我们最初想要全景式展现中国法治进程的创作愿景，我还是愿意为此作出取舍。

从人物塑造上来看，《重器》同样下足了功夫。《警察荣誉》里，我们写的派出所实习警察都在基层工作，更加接地气。《重器》里的五位法律人都是很有使命感的人，包括余高远。这也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真心实意地想要为中国法治建设做一点事。像陈一众出身法学世家，父亲对他有很高的期待，他自己也有很强的使命感。我一步步去写他如何经过历练、考验成长起来，我给他设计的大法官之路有清晰动线：扎实的基础教育、若干年的法律实践、再回炉接受教育、再到基层法院一步步提拔上来，包括个人生活中的磨难也对他构成了一种考验，这些都是我在塑造这一人物时重点着墨、用心打磨的地方。我希望这一角色能唤起当代年轻人的使命感。

《重器》里五个主要人物的性格也各有特色。陈一众拥有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一种人格，对工作、学问踏实求索，对人间疾苦具有很高的正义感。余高远也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剧中余高远出身农村，父亲是一名农村教师，他在人生境界上有一定自身的局限，这个局限在日后被慢慢放大。尽管这五个人都可以为了更好推动中国法治建设这一目标放弃很多东西，但仔细盘查起来，余高远在其中还掺杂着一个一定要成功、光宗耀祖的个人目的在其中，那么这种东西也会导致他后续人生中产生些许波折。

和他性格差异比较大的是喜剧演员闫佩伦饰演的律师陆则铭，剧里他是商人的孩子，每天只想挣钱，但是实际上心中的那把火和其他四个法学生一样炽热，这个每天把钱挂在嘴边儿的人却经常免费为别人打官司，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而且他聪明绝顶。

两个女性角色，夏英杰是火一样的人，做事风风火火，拥有很强的理想信念。张丽慧是孤儿出身，她从小是在老师的帮助下长大的，所以她一开始不自信，有点讨好型人格，但是她在西北做驻监检察官时得到了很大的磨砺和成长，剧中重点刻画了她孤独、内敛的成长道路。

电视剧《重器》海报

记者：法理高度与人文温度何以在《重器》中并存？您认为当前法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难点是什么？新时代我们需要创作出什么样的法治题材影视作品？

赵冬苓：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写到法理高度，必定会有人文温度在其中。大家都说法律是冰冷的，实际上它充满了温暖和对人性的理解。所以有时候我看法官的判词，有的判词充满情感令我大为感动。你去研究这些判词，它并没有违反法律，而是把法律温情的那一面给写出来了。法理高度和人文温度是相通的，法律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的权益，保护人的权益必然是带着对人性的理解与思索，两者并不矛盾。

当前法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难点在于专业性，这也是我过去一直强调的。我经常看很多法律题材影视作品缺乏专业性。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律师拿到对自己当事人不利的证据说赶快去交给检察官，这在懂法的人眼里，就是一个笑话。我研究法律、喜欢法律，不敢说我写的戏完全没有漏洞，但是相对而言应该算少的。因为在我的团队里有两个专业律师，无论是写《重器》还是之前的《无所畏惧》等，剧本都要给律师审读一遍，尽量不要出现法律上的漏洞。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一是实体与程序层面看得见、落得实的公正；二是普通人能够共情、能够理解、能够信任司法的心理感受。法治题材天然充满戏剧张力，我们既需要反映个案悲欢的作品，也要有宏观展现中国法治进程的作品，守住专业底线，坚持人民立场，既充分释放题材自带的戏剧张力，塑造好生动的人物，又要保有清醒的思辨能力，引导观众建立理性、成熟的法治观，真正实现社会价值、艺术价值、普法价值三者统一。

我现在还在准备写和法律相关的作品，这是我的创作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