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金雄

（厦门大学中国式现代化法律文化传播学社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

法治文化是法治宣传教育的精神内核与深层支撑。全民普法四十余年的实践表明，法治的持久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制度体系的完备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更取决于法治精神向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层渗透。回望普法历程，其重心从侧重于法律知识传播与法律制度阐释的认知层面，逐步向法治精神培育的价值层面深化，进而向法治文化浸润的生活方式层面拓展，呈现出从“知法”到“尚法”再到“生活于法”的递进轨迹。八五规划首次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独立成章，这一变化的实质，不是从“没有”到“有”的创生，而是从“散在”到“聚焦”的系统整合。该规划确立了法治文化建设的五大支柱：阵地建设、法治文艺、传统法律文化、红色法治文化、国际传播，构建起从硬件到软件、从国内到国际的基本框架。九五规划在此基础上继承深化并加以系统升级，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独立章节，在保持总体方向一脉相承的同时，实现了红色法治文化的地位前置、国际传播的功能重组、法治文艺向文化产品的内涵扩展，以及阵地建设从数量覆盖向质量管理的重心转移。从八五的“加强”到九五的“繁荣发展”，从“五大板块”的初步架构到“四位一体”的体系升级，法治文化建设在九五规划中实现了从基础性布局向价值引领型战略的深刻转型。

一、题目之变：从“加强”到“繁荣发展”

八五规划第四章标题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侧重于在既有基础上“建起来”“用起来”，解决法治文化建设的“强不强”问题。九五规划第六章标题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由“加强”升级为“繁荣发展”，这个变化折射出工作定位的根本转变，“加强”侧重量的增长和基础的夯实，“繁荣发展”则指向质的提升和生态的构建，要求法治文化不仅在规模上扩大，更在品质上提升、在活力上增强、在影响力上突破，实现从“有”到“优”、从“建”到“兴”的系统升级。

二、结构之变：从“五大板块”到“四位一体”

八五规划第四章设有五个子项，依次为：（一）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艺、（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加强红色法治文化保护、宣传、传承、（五）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传播和国际交流。结构上呈现阵地先行、文艺跟进、传统与红色并重、国际传播收尾的部署，总体以硬件、产品、资源、传播为逻辑线索展开。

九五规划第六章设有四个子项，依次为：（一）弘扬红色法治文化、（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三）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四）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结构上红色法治文化由第四位跃升至首位，“法治文艺”扩展为“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国际传播”移出本章，“阵地建设”由首位调整至末位。

这一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价值排序在文本的体现。红色法治文化由第四位跃居首位，意味着以红色法治资源传承红色法治基因、以红色法治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成为九五法治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法治文化的政治引领功能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国际传播从本章移出，在九五规划中被整合至第二章“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第三节“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标志着法治文化的国际传播从“文化展示”维度提升至“思想宣介”的战略层面，不再作为法治文化的子项存在，而是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阵地建设从首位调整至末位，则反映了从“硬件优先”到“内容为王”的工作理念转变，阵地是载体而非目的，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内容品质和价值引领。

三、具体内容之变

1.红色法治文化：从“保护、宣传、传承”到“弘扬”，从第四位跃居首位。八五规划将其列为第四子项，以“注重发掘、总结党在革命时期领导人民进行法治建设的光荣历史和成功实践，大力弘扬红色法治文化”为统领，具体任务包括“探索建立红色法治文化遗存目录”“建设一批以红色法治文化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教育基地”“讲好红色法治故事，传承红色法治基因”。九五规划将其提升为第一子项，以“深入发掘、研究、保护红色法治资源”为统领，新增“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法治元素的研究阐释宣传”“开展红色法治遗址遗迹和文物普查登记，强化保护措施”“把红色法治元素融入党史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阵地，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并将“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廉洁文化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弘扬崇廉拒腐社会风尚”纳入红色法治文化范畴。红色法治文化与廉洁文化的融合，标志着红色法治文化的内涵从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扩展至党的自我革命和反腐败斗争实践，实现了历史纵深与现实关切的贯通。这一变化与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直接呼应，法治文化建设不仅要传承革命传统，更要服务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任务。

2.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整理研究”与“数字化”并重。八五规划侧重“传承转化”，核心表述为“传承中华法系的优秀思想和理念，挖掘民为邦本、礼法并用、以和为贵、明德慎罚、执法如山等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根据时代精神加以转化”，并强调“弘扬善良风俗、家规家训等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内涵”。九五规划则在保留上述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了两个方面的升级：一是研究力量的拓展，“鼓励支持高校、研究机构、媒体、智库等加强对中国古代法律典籍、文物、遗迹等的整理研究”；二是数字化的系统推进，“依托现有资源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数字图书馆和资源数据库”；三是成果转化路径的拓展，“出版传统法律智慧与新时代法治实践系列丛书”“发布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发展典型案例”。从“挖掘转化”到“整理研究+数字化+成果发布”，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更加重视学术机构的研究，“数字图书馆和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意味着传统文化资源从“纸质保存”走向“数字活化”，为法治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持续利用提供了技术基础。

3.法治文艺向法治文化产品的内涵扩展。八五规划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艺”子项，侧重于文艺作品的创作和展播，核心要求包括“组织创作一批法治文化精品，创建一批法治文化传播品牌栏目、节目和工作室”“继续组织开展全国法治动漫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建设网上法治文化产品资料库”“组织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艺团体开展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九五规划将其升级为“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新增两个重要维度：“加强法治文化品牌培育，鼓励结合特定地域、行业、群体实际，打造特色鲜明的法治文化品牌”，从“精品创作”走向“品牌培育”，法治文化建设从作品导向转向品牌导向，体现了对持续性和影响力的追求；“实施优秀法治文化作品创作扶持计划，建设法治文化精品库，组织开展全国性交流展示活动”，从“网上资料库”到“精品库”，从“征集展播”到“创作扶持计划”，定位从“收集展示”走向“培育扶持”，法治文化产品的生产机制从依赖社会自发创作走向了国家有计划的扶持引导。

4.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从“扩大覆盖面”到“规范管理”。八五规划以“扩大法治文化阵地覆盖面，提高使用率”为首要任务，明确提出“基本实现每个村（社区）至少有一个法治文化阵地”，核心逻辑是“建起来、铺开来”，解决阵地的有无和覆盖问题，属于以数量为衡量标准的建设阶段。九五规划以“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为统领，核心要求转变为“建立法治文化场所名录，向社会公布并动态更新”“加强网络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打造一批网络法治文化传播品牌”“加强法治文化阵地设施、内容维护更新”，从“扩大覆盖面”到“建立名录并动态更新”，从“基本实现每个村（社区）至少有一个”到“加强维护更新”，阵地建设进入了以质量管理和动态更新为核心的新阶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九五规划新增“网络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表述，将阵地建设从线下拓展至线上，反映了数字时代法治文化传播空间的深刻变化。

四、不变之处

尽管两个规划在法治文化建设的结构和重点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以下四个方面保持了基本稳定。其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并重的双轮驱动格局未变，两个规划均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红色法治文化作为独立子项加以部署。其二，阵地建设作为基础支撑的地位未变。其三，法治文化产品创作与供给的重视未变。其四，法治文化服务人民群众、贴近群众生活的根本宗旨未变，从八五的“加大法治文化惠民力度”到九五的“依托阵地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一以贯之。这“四个不变”表明，九五规划所有的变化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优化升级。

五、时代契合与回应

法治文化建设从八五到九五的调整，并非规划编制者的主观设计，而是对时代变迁的主动回应。其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作出专门部署，红色法治文化的地位提升与国家红色文化战略整体布局同频共振。其二，二十届四中全会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战略安排，法治文化的繁荣发展成为连接文化强国与法治中国的战略交汇点。其三，数字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催生了网络法治文化阵地的建设需求和法治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转型，九五规划对“网络法治文化阵地”“数字图书馆和资源数据库”“法治文化精品库”的部署正是对这一技术变革的回应。其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廉洁文化建设与法治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合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法治文化从八五的“加强”到九五的“繁荣发展”，从八五的“五大板块”到九五的“四位一体”再构，从八五的“扩大覆盖面”到九五的“规范管理”，变化背后始终贯穿一个核心逻辑：法治文化建设已从普法工作的“支撑性板块”上升为法治社会建设的“战略性工程”。红色法治文化的地位前置，体现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政治引领功能在九五规划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从法治文艺到文化产品的内涵扩展，反映了法治文化供给侧的思路从“有产品”到“有品牌”的升级。九五规划的法治文化布局，既是对八五规划成果的继承与深化，更是对党的二十大以来文化强国、法治中国战略部署的主动融入，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迈入了以价值引领为核心、以品质提升为导向的新阶段。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传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