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积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要求，挖掘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忠信、尚气节、知廉耻、存戒惧、重自省等道德观念。新征程上，系统阐释廉洁文化的丰富内涵与重要特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修身正己。廉洁文化首先是一种向内探求、修身为本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少先贤圣哲都将慎初守节作为修身正己的立德之本、防患之始。比如，《礼记·大学》中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深刻揭示了个人内在修养对于外在事业的重要性。在这一语境中，“廉”不仅是一种为官操守，而且是君子的必备人格。再如，《中庸》有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要求为政者独处之时，在没有别人监督的情形下，依旧做到恪守准则、如履薄冰，保持内心敬畏，实际上是一种“不想腐”的境界。

　　民惟邦本。廉洁文化深深植根于“民本”这一政治理念之中。《尚书》中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百姓作为国家治理基石，深刻揭示了廉洁并不只是官员个人的道德选择，而且是关乎政权根基稳固的政治问题。在儒家思想看来，官员所执掌的是“公器”而非私权，其权力正当性来源于为民服务的职责。《孟子》中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也明确将民众视作治国理政的根本，并在随后数千年间不断传承和发展。在传统政治语境下，贪腐行为不仅是个人道德的败坏，而且侵蚀着社会公平正义与政权的合法性。这些重要理念，与当代社会“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高度契合，体现出传统文化从古至今一脉相承。

　　义利之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是贯穿廉洁文化始终的一个价值命题，并形成了“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鲜明导向。古人已经深刻认识到，欲望膨胀是腐败滋生的重要温床，崇俭抑奢不仅关乎个人品德，而且是一项重要政治要求。比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教诲“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将清俭无私的生活方式上升到德行操守的高度。现实中，这意味着必须严格区分“公”与“私”的界限。当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多元，凡是以公谋私、假公济私的行为，都是对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背离，必须大力倡导义利兼顾、正道取利，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坚持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和科学态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追求与当代价值相融合。必须看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本身就是对廉洁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比如，党中央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到“公私分明”“崇廉拒腐”“尚俭戒奢”“慎独慎微”等，就是充分继承并发扬了修、齐、治、平的传统智慧；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断，便是将古代民本思想升华到崭新历史高度；坚定不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则充分彰显了对权力本质的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

　　廉洁文化具有深厚底蕴，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强大精神基因。当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进一步挖掘廉洁文化中的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既要回望历史、更要立足当下，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甄别、扬弃与创新，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有效转化与发展，激发廉洁文化跨越时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生态，提供文化滋养与精神动力。（刘勤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纪检监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