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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玎:网络运营者审查违法信息的程序义务范式及其制度建构

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6年第5期 |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 :2026-11-17 16:15:21 | 32 次浏览: | 🔊 点击朗读正文 ❚❚ ▶ | 分享到:

在结果责任范式下, 网络运营者是否尽到注意义务, 并不考察其是否采取了合理、可行的审查措施, 因此主观过错并未纳入违法信息审查责任的认定要件, 而仅以违法信息是否实际存在为归责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 第33条明确“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不予行政处罚”, 确立了过错推定原则在行政责任认定中的基础地位, 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将网络运营者主观过错纳入违法信息审查行政责任认定的考量范畴, 由此便引发了网络运营者主观过错认定标准的困境。从履行义务的方式来看, 网络运营者在履行违法信息审查义务的过程中, 可能已经部署了行业领先算法, 建立了动态更新样本库和配置专业审核团队复核等机制, 上述因素是否应作为主观过错的考量因素? 从履行义务的能力来看, 不同类型的违法信息识别难度差异显著, 尤其在需要对信息内容进行抽象鉴别或权威机关认定的领域, 平台既无权力也无能力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网络运营者对不同信息类型识别处置的期待可能性是否应作为主观过错的考量因素?

在结果责任范式下,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关于主观过错的规定, 应当由网络运营者举证证明其已尽合理审慎义务且无主观过错,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络运营者主观过错认定的困境。当违法信息已经出现并造成实际危害时, 网络运营者即使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在技术部署、人力配置、应急处置等多个方面采取了相关措施, 但究竟投入多少成本、配置多少人力、建立多大模型样本库才能够有效防范违法信息传播, 因而证明其主观无过错? 一方面, 网络运营者难以通过量化方式证明其履行注意义务程度与违法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即使能够证明已经采取了必要且有效的技术措施, 仍难排除“若措施再强化一分, 结果或可避免” 或者“其他网络运营者未发生类似事件” 的归责推演; 另一方面, 行政管理部门囿于缺乏清晰明确的过错认定标准, 也会陷入技术判断与法律评价双重失焦的困境, 致使行政执法裁量尺度难以统一。

从网络运营者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的认定结果来看, 判断网络运营者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存在着逻辑悖论。当违法信息发布已经发生后, 网络运营者举证证明其已尽合理注意义务, 如果行政执法机关不予认可, 则不会改变网络运营者的违法事实; 反之, 如果行政执法机关认可其已尽合理注意义务, 但违法事实已然发生, 危害后果又无法逆转, 就形成了网络运营者已经履行义务但又未能防范违法信息出现的悖论。这一悖论的实质在于, 网络运营者未能有效防止违法信息属于不作为违法行为, 不同于其他领域的行政相对人主动实施违法行为。在其他行政领域中, 行政相对人可以用其他客观因素阻却其实施行为的违法性; 而在网络违法信息审查领域, 网络运营者则无法通过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来阻却所采取措施仍不足以防止违法信息传播的违法性认定。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在网络违法信息审查领域判断网络运营者是否具有主观过错时, 无法在损害后果已经发生后, 得出网络运营者主观无过错的结论。由此, 采用结果责任范式判断网络运营者是否履行违法信息审查义务, 必然会产生主观过错认定的困境和逻辑悖论。


二、违法信息审查采用程序义务范式的正当理据

程序义务范式对网络运营者责任进行了体系性重构, 其核心在于网络运营者法律责任的成立,不以违法信息实际存在并造成危害后果为主要判断标准, 而是以网络运营者是否履行了得到行政执法机关确认的程序性义务为根本依据。确立网络运营者审查违法信息的程序义务范式, 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 是对结果责任范式内在缺陷的有效回应。

(一)程序义务范式划定了网络运营者义务边界

近年来, 研究平台责任的学者普遍认为, 网络运营者的信息治理属于履行准公权力的行为,逐渐集网络的纳入与排除权(如暂停用户账号)、网络传播的协议制定权、网络构建权、大众自我传播权于一身, 亟待数字宪制主义制衡, 确保其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衔接。根据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 均不得被视为由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所提供信息的发布者或发言者, 原则上不对违法信息承担责任,只对涉及骚扰、威胁、淫秽、儿童色情相关的信息承担有限的审查义务。元(Meta)、推特(X)、优兔(Youtube) 等网络运营者仍坚持不断完善技术审查机制来控制其他违法信息, 并非完全出于法律的义务要求, 而是源于企业维护自身品牌声誉和用户信任的需要。欧盟《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 Act) 要求网络运营者在收到监管通知或知晓后删除违法信息。德国联邦《网络执行法》要求网络运营者在接到通知后删除违法信息。然而, 与美国和欧盟实践不同, 我国网络运营者作为主体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查, 是法律基于技术优势与治理效率所课予的法定义务, 而非授权其行使的公共权力, 这是程序义务范式得以成立的逻辑起点。

从权力属性来看, 公权力机关对违法信息的认定、处置与追责, 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以法定职权、法定程序与终局裁决权为特征。而网络运营者作为市场主体, 既无权对信息内容的违法性作出终局性评价, 也无权代替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利益衡量、作出法律解释。特别是对《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所规定的“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需要依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认定的违法信息类型, 网络运营者仅能依据自身经验或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要求进行形式审查、初步拦截并及时报告, 没有权力和能力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实体判断。而结果责任范式忽视了网络运营者的义务边界, 将行政执法机关才有能力承担的“零违法信息” 实体结果责任转嫁于网络运营者, 在后者缺乏有效指导和公权力配合支持的前提下, 使其承担远超其主体身份的治理结果责任, 既突破了公私法的划分边界, 也造成权力与责任、能力与义务的错配。程序义务范式则严格恪守网络运营者的私主体定位, 仅要求网络运营者在事前事中履行程序性义务并得到行政管理部门确认,而非实现“零违法信息” 的绝对结果。网络运营者的义务边界, 被限定在风险评估、算法审计等得到行政管理部门事先确认的可检验、可量化的程序行为之内。在程序义务范式下, 网络运营者得以回归“守门员” 的角色定位, 既不越位代行公权, 也不缺位放任失管, 尽力履行好“守门员” 职责, 但不为“失球” 而被课予不应由其承担的责任。

网络运营者因其具有的技术优势和治理效率, 应当在违法信息审查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并不因此否认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在网络信息领域的主导地位。2025年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专门新增第52条, 明确规定了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网络信息安全监管职责, 并采用“通知-删除” 规则, 明确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 应当要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 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 保存有关记录。这一规定确认了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络信息内容的监管职责, 体现了网络信息内容治理领域行政管理部门和网络运营者的协同治理格局。程序义务范式能够打破结果责任范式下“有违法信息即问责平台” 的追责惯性, 承认网络运营者仅承担与其能力相匹配的行政管理部门所认可的程序义务, 使监管机关和网络运营者各司其职, 实现了各自资源优势和责任的合理化分配。

(二)程序义务范式符合比例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

结果责任范式课予网络运营者的义务已经明显超出其技术能力与合理注意义务边界, 而程序义务范式能对这一失衡状态予以矫正, 是比例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在网络信息治理领域的有效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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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