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运营者审查违法信息的程序义务范式及其制度建构 王玎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副教授)
[摘 要] 《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赋予网络运营者违法信息审查义务呈现出鲜明的结果责任范式。结果责任范式与网络运营者的技术路径不适配, 引发主观过错认定逻辑悖论, 为网络运营者施予过重合规成本, 有必要将之调整为程序义务范式。程序义务范式以审查程序合规性为核心,转向考察网络运营者是否采取合法有效的违法信息识别和处置机制, 为网络运营者划定了清晰义务边界, 符合比例原则与过罚相当原则, 为主观过错认定提供了客观标准, 能够适配违法信息审查的技术逻辑。程序义务范式之下的制度建构, 以违法信息分类分级为前提, 通过常态化风险评估与算法迭代持续优化违法信息审查能力, 通过实施算法审计保障违法信息识别算法合法性和有效性, 通过建立闭环处置机制规范违法信息阻断、保存、报告与删除措施。程序义务的合规性有赖于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络运营者履行程序义务的完整性、合规性、协同性、可行性予以监督评价,实现从结果责任向程序义务的范式转型。 [关键词] 网络运营者; 违法信息审查; 结果责任; 程序义务; 算法审计
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体系中, 美国和欧盟法律构建的是由行政管理部门、平台、个体用户组成的公法上的“三角关系”, 其中行政管理部门既要求平台依法履行违法信息审查义务, 同时也要求平台保护用户合法权益, 特别是保护宪法赋予的表达自由权利; 同时法律还允许用户通过说明理由、透明度报告、问责制、正当程序等机制, 对标准的执行质疑并进行监督。与之不同, 我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则呈现出“政府监管网络运营者履行违法信息审查义务, 网络运营者监管用户遵守平台规则” 的线性双阶治理结构。其中, 政府监管网络运营者属于公法关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调整, 相关法律并未关注用户表达自由等权利保护问题; 而网络运营者监管用户则属于私法关系, 由平台的服务协议、自律公约等民事规则调整, 用户表达自由的尺度主要取决于平台规则和管理强度。 网络运营者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被认为对公共活动拥有强大的渗透力、社会影响力、支配力。但在我国线性双阶的法律治理结构中, 并不存在类似于欧盟的网络运营者“权力滥用” 剥夺用户言论自由的现象。相反, 作为私主体的网络运营者广泛参与审查处置违法信息的公共治理活动, 并非为了施予权力或扩张影响, 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履行相关法律规定的义务。网络运营者被课予审查违法信息的法定义务, 要求其及时发现用户在网络发布的违法信息并予以处置。而认定网络运营者是否依法履行违法信息审查义务, 是依据违法信息是否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 由此形成结果责任范式。这种结果责任范式的认定逻辑常导致义务履行标准模糊化与责任认定主观化。本文拟揭示现行法律规范采用结果责任范式, 认定网络运营者是否履行违法信息审查义务的困境, 阐释由结果责任范式转向程序义务范式的理论逻辑, 构建违法信息审查的程序义务制度体系。
一、违法信息审查的结果责任范式及其问题 长期以来, 我国法律规范采用结果责任范式, 认定网络运营者履行审查违法信息义务, 即凡有违法信息在网络平台传播, 就可认定该平台的网络运营者未依法履行违法信息审查义务, 进而追究其法律责任。 (一)违法信息审查的结果责任范式 我国现行诸多法律法规、规章均对网络运营者违法信息审查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呈现出鲜明的结果责任范式。《网络安全法》第49条是规定网络运营者审查违法信息义务的基本条款, 该条款要求网络运营者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 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 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 防止信息扩散, 保存有关记录, 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另有诸多法律规范在保守国家秘密、网络暴力等领域专门规定了网络运营者的违法信息审查义务, 均呈现出结果责任范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守国家秘密法》) 第34条规定, 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 发现利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发布的信息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的, 应当立即停止传输, 保存有关记录, 向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报告等。 各领域的法律规范均要求网络运营者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 对违法信息采取停止传输等措施, 未能发现违法信息并采取相关措施, 将承担相关行政法律责任。由此, 我国法律长期以来施予网络运营者审查违法信息义务呈现出结果责任范式, 即不问网络运营者通过何种程序、采用何种措施, 仅依据最终结果及其情节、影响决定网络运营者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以及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二)结果责任范式无法适配审查违法信息的技术路径 自1998年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确立“避风港原则” 以来, 各国就民事领域的网络侵权违法信息普遍确立了“通知-删除” 规则。“通知-删除” 规则是宽松注意义务的典型体现, 网络运营者只有在被通知有违法内容后才有义务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如果明知侵权事实, 网络运营者仍不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则需要对损失扩大部分承担法律责任。然而, 针对公法领域的违法信息, 由于缺乏特定的私益受损主体, “避风港原则” 就不具备适用条件。 《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施予网络运营者的违法信息审查义务显然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所确立的“通知-删除” 规则, 而是通过采用结果责任范式, 要求网络运营者在“通知-删除” 机制之外, 自行建立主动审查技术(proactive technology), 对违法信息进行实时监管、及时处置。由此, 在维护公法秩序领域, 网络运营者负有严格的审查违法信息注意义务。基于巨大的网络信息体量, “采取严格的注意义务需要以采取适当的监测方式和具备相应的监测技术为前提”。国内外网络运营者均采用“机器识别为主、人工识别为辅” 的方式对违法信息进行主动审查。机器识别为主的主动审查技术, 能否对各类违法信息进行精准识别,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违法信息所属的领域和形态。从所属领域来看, 对于恐怖、暴力、色情信息, 由于人们的界定标准能够基本达成共识, 网络运营者能够通过长期以来监测、处理各类型违法信息形成较为完整的样本库,进而通过模型训练构建起全面、准确的违法信息识别模型; 然而, 对于“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 “泄露国家秘密” 等信息内容, 囿于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隐蔽性和动态变化性特征, 网络运营者难以通过样本训练出有效的识别模型。因此, 对于维护公法秩序采用结果责任范式, 在诸多领域无法适应网络运营者审查违法信息的技术逻辑。 机器识别违法信息的方式形成了公法治理与技术能力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采用结果责任范式必然导致网络运营者不敢使用技术且阻碍技术进步, 转而依赖低效果、高成本的人工审查方式。当法律以结果责任倒逼平台承担无限审查义务时, 技术能力却难以匹配这种刚性要求, 导致合规成本不断提升而识别误判频发的困境。尤其在宪法原则、国家秘密等高度依赖专业判断的领域,算法的模糊性与法律概念的抽象性形成根本性冲突, 致使“平台责任体系与社交平台内生商业和技术逻辑相脱节”, 使平台的应然义务与实然能力陷入难以调和的悖论。因此, 网络运营者审查违法信息的技术路径, 决定了其注意义务的边界不应脱离技术可行性而被无限扩张。 (三)结果责任范式引发主观过错认定困境和逻辑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