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日知录第25期 2026年 三十九周 9月21日-9月27日 为什么法庭上的被告人,都穿便服? ——藏在被告人服装里的法治文化 看庭审新闻,很多人会注意到一个细节:被告人大多穿着夹克、毛衣、衬衫,而不是影视剧里的“囚服”。进法庭前可能还戴着手铐,坐下时常常已经解除。有人问:这是不是太“客气”了?其实,这不是客气,是法治的讲究。 囚服不是衣服,是“有罪标签” 囚服、马甲、识别服,带有监管机构标识,不只是统一着装。它像一个大喇叭:看,这就是罪犯。可问题是,被告人出庭时,庭审尚未结束,判决也并未形成。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了依法定罪原则,即现行法的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也就是说,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是“被指控的人”,不是“已经被认定有罪的人”。这背后还有一条宪法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哪怕是被告人,也有基本的人格尊严。 2013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上提出,将尝试对刑事审判中的被告人去"犯罪化标签",出庭着便装,不剃光头。在当时,这只是河南法院刑事庭审改革的一个良好愿景。 2015年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问题的通知》中明确“为进一步加强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彰显现代司法文明,人民法院开庭时,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不再穿着看守所的识别服出庭受审。人民法院到看守所提解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的,看守所应当将穿着正装或便装的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移交人民法院。”这时,“去犯罪化”标签已成为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体现之一。 2016年5月1日起,修订后的《人民法院法庭规则》施行,其中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正装或便装,不着监管机构的识别服”,通过立法将依法定罪原则彻底落实在被告人的着装上。 为什么有时连手铐也解除? 修订后的《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十三条第二款则规定,“人民法院在庭审活动中不得对被告人或上诉人使用戒具,但认为其人身危险性大,可能危害法庭安全的除外。” 戒具,是法警的安全措施而非刑罚本身。用不用,关键看有没有危险:会不会脱逃、行凶、自杀、自残?有没有暴力倾向?当法庭内警力可控、秩序有保障的情况下,风险低,就没必要让被告人一直戴上戒具。而面对高风险案件,当然仍可能采取必要约束。 因此,戒具不是一个必选项,不戴也不是一种优待。安全是底线,尊严也是底线。法律要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从古至今,法庭对待被告人的方式变了 古代公堂上,被告人常要下跪,穿囚衣、戴枷锁。还有“枷号示众”“游街”等羞辱性做法,让惩罚和威慑提前上演。那时,被告人先被当成“罪人”展览。 现代法庭让被告人穿便服、一般情况下不戴戒具,不只是服装的改变。它改变的是法庭看待被告人的方式:即使被指控,也先把他当普通人看。司法文明,不是对犯罪软弱,而是坚持用公开、公正的程序,去得出经得起检验的结论。 在刑事诉讼里,称谓会变:侦查阶段叫“犯罪嫌疑人”,起诉后叫“被告人”,法院判决有罪且生效后,才是“罪犯”。被调查、被起诉,都不等于有罪。 被告人的便服背后,是一句严肃的法治承诺:未经审判,不得确定有罪。法庭可以庄严,但不必靠羞辱来庄严。 延伸阅读:西方国家对被告人出庭着装的规定 西方国家对被告人着装的规定主要围绕”人权保障“与”无罪推定“原则展开,普遍倾向于保障被告人出庭时的着装自由,限制强制穿囚服。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17.(3)在特殊情况下,经准许将囚犯移至监所之外时,应当准许穿着自己的衣服或其他不惹人注目的衣服。”《欧洲监狱规则》规定:“22.(3)罪犯经批准离开监狱外出时,可以穿自己的服装或其他不引人注意的服装。” 与之相比,美国并没有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对刑事在押被告人的法庭着装作出规定。但是,美国刑事司法存在若干关于被告人法庭着装的判例。 1971年的赫尔南德斯诉贝托案中,被告人赫尔南德斯以穿着识别服出庭受审提起上诉。不过,上诉法院驳回了上诉,理由在于,被告人赫尔南德斯没有对穿着识别服出庭受审提出反对。威廉姆斯案的多数意见和异议意见则认为,刑事在押被告人穿着识别服出庭受审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规定的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威廉姆斯没有同意穿着识别服出庭受审,因而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受到了损坏。 自此案之后,法官们继续认为,被告人放弃正当程序及其权利应该是故意的、明智的,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判决这种程序性的瑕疵是无关紧要的,案件不需要重新审理。 本文作者张泽林,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2025级宗教学专业硕士生。 编辑:张泽林 校对:吕梦晓 栏目统筹:张宇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