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综治战线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牢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主动适应新形势，切实增强工作前瞻性，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坚持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积极推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创新，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努力向主动预测预警预防转变，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竭动力。面对新的阶段性特征，我们需要在坚持行之有效的传统经验做法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视野、开阔思路，推动社会治理工作与时俱进。如果不识变、不求变，墨守成规，社会治理就难有新作为。我们要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坚持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积极推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创新，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增强社会治理合力。联动融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融合的时代。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各类风险跨界性、关联性增强，没有哪类风险不需要综合施策，没有哪个地方和部门不需要协调配合。我们要强化全局观念，摒弃本位主义，更加注重设施联通、信息互通，更加注重力量统筹、资源共享，更加注重程序对接、工作联动，更加注重地区协作、条块互补，更加注重线上线下一体互动、相辅相成，增强社会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适应新形势，以联动融合理念为引领，着力破解难题，取得明显成效。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形成社会治理工作合力。各级综治委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优势，建设好综治中心，搭建好工作平台，充分调动各成员单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更加注重开放共治，努力打造命运共同体。现代社会，政府单打独斗已不适应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新形势。实际上，政府、市场、社会扮演不同角色，有着不尽相同的资源手段、行为方式、责任担当。只有分工负责、良性互动，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治理好社会。我们要以开放心态、宽广胸襟，平等对待各类社会主体，以开放架构、市场机制吸纳社会力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形成多样化治理模式，努力实现社会共治。

　　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既能把政府的政策传递到群众中去，又能把能人志士凝聚起来，有效回应群众诉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我们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为其参与社会治理搭建好平台，确保其成为政府的有力助手。加快培育与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相适应的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发挥好他们在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

　　发挥好自愿交换、平等竞争、商业运作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善于运用市场思维、市场机制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善于运用利益引导、商业运作推进开放共治，善于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外包、保险等方式化解矛盾、防控风险，提高社会治理市场化水平。

　　企业不仅承担着维护自身生产经营安全的重要责任，而且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各类企业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维护公共安全、建设平安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三)更加注重人民民主，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创造性实践中。社会治理是亿万人民的事业。只有“依水行舟”，才能源源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使社会治理永葆生机活力。我们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创造有利于人民参与的组织形式，努力形成共建共享格局。

　　基层自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本质上就是群众自己的事情自主办。我们要推动加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贯彻居(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村)民会议、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本质上就是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多同群众商量。我们要树立商以求同、协以成事的理念，善于在不同意见中求同，在不同利益诉求中权衡，尽可能兼顾各方利益。决策前，要认真倾听民意、了解诉求，确保出台的政策考虑周全、合理可行;决策后，要跟踪政策执行，及时调整、完善，确保更符合实际。互联网具有迅速传播民情的优势。要不断完善网络民意收集机制、协商互动机制，努力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社会治理合力。

　　(四)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具有权责明晰、程序公开、稳定社会预期的优势。实践告诉我们，当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时，很多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要善于运用健全的法治管住任性的权力，防止因不依法办事、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引发社会矛盾。养成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的习惯，推动把利益诉求纳入法治化轨道。把培育法治生活方式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发挥好执法司法、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教育在崇法尚德、移风易俗中的积极作用，努力使循法而行成为全体公民自觉行动。

　　法律是社会良知和秩序的底线。通过个案依法处理，为社会确立是非对错标准、明确行为底线取向，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责任。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我们要善于以典型个案依法处理为突破口，给有关行业、群体确立规矩，发挥好执法司法在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尚中重要作用。针对社会治理过多依赖行政、刑事法律手段的状况，我们也要善于运用民事法律手段，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社会矛盾，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机制维护公共利益，以较小成本取得较好效果。

　　(五)更加注重运用大数据，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大数据在给各领域、各行业带来颠覆性变化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提升了我们改造世界的能力，成为促进国家治理变革的基础性力量。大数据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极大地提高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我们要站在时代潮头，创造性地把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到社会治理中，为社会治理插上腾飞的翅膀。

　　如果说数据是土壤中的“水分”，那么，开放数据就会形成土壤上流淌的“河流”。就像流淌的河流孕育了传统的城市文明那样，开放数据将快速孕育新的智能文明。当前，制约数据开放、共享、应用的一个重要症结是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要打破基于权力所形成的各种利益固化的体制壁垒，统筹有关地方、部门和互联网企业资源力量，对数据标准进行集中攻关，尽快建立科学的数据标准体系，着力解决内外融合难、上下对接难等问题。

　　大数据时代，要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不仅要看获取数据多少，更要看数据处理能力强弱。大数据应用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对数据的智能化处理，实现对数据价值的挖掘，揭示以往人们难以认识到的事物内在关联性。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事物本质、把握发展趋势提供了可能。我们要善于运用智能化手段，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挖掘，实时关联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轨迹，从中找到犯罪规律或趋势，推动由事后追溯向事前预测预警预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