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如行政机关发布的相对人负面信息在事实和法律意义上都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任何法律风险。须强调的是，法律风险不等于事实风险，后者是指相对人事实上可能遭受的不利益，而前者是指相对人法律上潜在的不利益。例如，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发布通缉令，如果相关信息本身是正确的，犯罪嫌疑人最终被依法定罪，那么尽管犯罪嫌疑人因通缉令遭受了事实上的不利益（如社会评价下降），但并无任何法律上的不利益。申言之，不是所有事实上导致相对人社会评价降低的公开行为都构成法律上的侵权。法律风险指向侵犯相对人法律权益，那么，公布完全正确的相对人负面信息侵犯相对人的什么法律权益？首先考虑名誉权。行政机关公布的负面信息在事实和法律上都是正确的，可能侵犯相对人名誉权吗？答案是肯定的。正确的负面信息在事实上造成相对人社会评价下降，之所以进一步认定其在法律上也构成名誉侵权，并非因为信息内容错误，而是因为公布方式本身不符合比例原则。在比较法上，日本法院会考察行政机关公布负面信息的必要性，通过利益衡量判断发布的必要性和相当性。前者指特定时间发布是否具有公共利益的紧迫需要；后者指特定的发布方式，包括媒介选择以及持续时间是否得当。如果行政机关选择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因其传播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损害更大，就必须是为了服务更大的公共利益。德国法院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发布相对人负面信息必须符合比例原则（Verhältnismäβigkeit），若发布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如破产、社会性死亡）与追求的公共利益（如轻微的知情权）完全不成比例，同样构成名誉侵权。可见，负面信息本身哪怕是真实准确的，如果公布方式不符合比例原则，同样会对相对人构成名誉侵权。

接下来的问题是：内容正确、方式适当的公布行为是否侵犯相对人的隐私权？我国传统理论认为隐私权必须指向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事，但这一看法过于粗糙，更加恰切的分析框架是考察当违背个人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主观意愿所带来的成本大于收益时，才应当阻却信息流动，以保护隐私权，否则就不保护当事人的主观隐私期待，不成立法律上的隐私权。以违法犯罪信息为例，在传统理论下，由于违法犯罪必然与公共利益相关（侵犯公共利益），所以违法犯罪信息绝对不可能是隐私权保护的对象。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8条明文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此规定将“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视为“当事人的隐私”，而从最后一句但书可以反推知，如果委托人实施的不是“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律师就应当对了解到的其他违法犯罪事实保密，将这些违法犯罪信息视为受法律保护的“当事人的隐私”。这印证了通过比较信息流动成本和收益判断隐私权是否成立的分析框架。对于不涉及严重公共危险的既往或非紧迫的违法犯罪信息，法律倾向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期待，认为此时公开信息带来的公共收益（预防、惩戒）要小于因泄露而破坏律师-客户信任关系所带来的司法系统性成本，故将信息界定为隐私，以阻却信息流动。只有当信息涉及重大的、正在或准备实施的公共危险时，公开信息带来的收益才足以压倒破坏律师-客户信任关系的成本，此时法律才否认隐私权，要求律师必须公开，使信息流动从而保护更大的公共利益。由此可见，如果行政机关公开的相对人负面信息内容正确、方式适当，就不可能侵犯相对人的隐私权。这是因为如果公开方式适当（即符合比例原则），本质上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已经进行了评估和认定：该信息流动（公开）带来的公共利益收益要大于否认相对人隐私期待等相关成本。而一旦收益大于成本，相对人不愿公开的隐私期待便无法转化为受法律承认、保护的隐私权。因此，行政机关以符合比例原则的方式公开内容正确的负面信息，该信息在法律上不属于隐私权保护的客体，公开也不会构成对相对人隐私权的侵犯，反之则构成侵权。例如，某行政机关为提示公共卫生风险，在官网公开了确诊传染病患者的姓名、身份证号、详细住址及完整行动轨迹。即便信息真实，且具有传染病防控的正当公共目的，但如此不加区分、过度细化的公开方式，已明显超出实现风险提示所必需的范围。这种情况下，信息公开带来的公共利益收益不足以覆盖否定个人隐私期待的成本，构成隐私侵权。

综上，行政机关公开相对人负面信息的法律风险主要集中在对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侵犯。侵犯名誉权的情形有两种：一是信息失真，即公开的信息存在事实或法律上的错误，直接损害相对人的社会评价；二是方式失当，即尽管信息内容正确，但公开行为不符合比例原则，同样构成对名誉权的侵犯。至于侵犯隐私权的法律风险，行政机关如果能够做到内容正确且方式符合比例原则，就表明公开的收益大于否定相对人隐私期待等成本，该信息在法律上便不构成隐私权保护的客体，故不会侵犯隐私权；相反，如果信息正确但方式错误，仍有可能构成隐私侵权。简言之，判断行政机关公开相对人负面信息是否存在名誉和隐私侵权的法律风险，取决于信息内容是否正确、公开方式是否适当。那么，如何确保公开行为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