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兼善天下”“藏富于民”树立宏观层面的道德理想，寄予国家“富强”的愿景；“民贵君轻”强调政权合法性源于惠民，体现为“民主”的价值目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强调通过礼乐教化、德性修养构建“文明”社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致中和”，这与“和谐”价值观相呼应。

二是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合包容的社会理想主张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理念倡导多元共存，与“自由”“平等”相融通；孔子主张“义以为上”，反对“不义而富且贵”，体现崇尚“公正”的伦理原则；法家提倡“刑无等级”，为“法治”的价值理念提供了历史依据。

三是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和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是“爱国”精神的传统体现；“执事敬”等思想、“业广惟勤”的勤勉态度和“敬业乐群”的协作精神，显现出传统文化中的“敬业”观念；“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诚信”构建道德根基；“仁者爱人”的博爱思想、“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己及人精神，是传统文化在“友善”中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道德规范的结构性契合，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延续与升华。在这一过程中，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伦理穿越时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通过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路径焕发出现代活力，体现了当代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的精神因素，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持久的、深沉的、有力量的推动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守正创新，在不断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进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并进一步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理论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历史遗产，而是内化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中，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思想根基。

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正确认识和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先，毛泽东主张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既反对全盘否定，也拒绝盲目复古。对于传统文化，他提出既要“吸收民主性的精华”，也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甄别。其次，毛泽东注重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传统文化以新内涵，提出“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使其服务于革命与建设。最后，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一要批判改造，推陈出新；二要厚古薄今，古为今用；三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奠定理论基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发展、完善，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基因贯穿于理论体系的各个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提供丰富资源。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邓小平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继承原则，强调反对全盘否定或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同时，邓小平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他赋予“小康”这一传统概念新的时代内涵，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他还提出“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的方法论，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此外，邓小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二者并不对立，并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江泽民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他既反对全盘否定，也警惕盲目复古。江泽民将传统文化精髓创造性地融入外交战略，“和合”理念成为江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源泉；提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强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以史为鉴，将历史经验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在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胡锦涛强调要使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胡锦涛将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念，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夯实理论根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的判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治国理政思想体系，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根脉论”“基因论”等许多原创性理论，将传统文化进行了价值重塑和现代转化，使其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系统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更高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激活“旧邦新命”的文化基因，使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让马克思主义枝繁叶茂，让传统文化生机焕发，为中国式现代化立根铸魂。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强化民族认同、实现社会整合、凝聚奋进动力的重要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只要我们坚定道德追求，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就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乘风破浪、阔步前行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在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开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价值引领、凝聚奋进力量、提供精神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向心力、凝聚力和推动力。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价值引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向心力。传统文化作为社会整合的聚焦点，通过重塑集体认同符号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精神锚点，缓解转型期的价值真空危机，避免现代化引发的认同撕裂，构建现代认同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重塑文化主体性，其价值内核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方向，形成强大的精神磁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广泛的价值引领和文化认同。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理念广泛的价值认同，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欲膨胀、对外扩张的西方现代化之路，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纽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凝聚力。在急速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往往面临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冲突，这往往导致社会陷入文化撕裂、认同危机中，极端情况下会造成现代化中断。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积极因素，通过伦理共同体维系社会信任，为现代化转型提供“软性支撑”。基于此，在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局部利益冲突、观念冲突时，优秀传统文化起着一种文化“粘合剂”的作用。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叙事和民族情感构筑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从而将社会有效整合为现代化建设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