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实践与应用层面，最有效的代表是新公共管理中的契约外包制。作为公共部门治理范式的最新理论发展，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最早发源于英国，并迅速拓展到北美和大洋洲地区，比如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然后又传播到欧洲大陆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作为世界管理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公共管理在不同程度上对世界各国都有影响，法学、经济学以及博弈论都为新公共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并不是对传统分析框架的取而代之，而是使用“契约主义”为公共部门治理增加了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契约外包制作为新公共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探索，它强调将应该完成的事项用司法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这种形式包含了大部分促进效率提升的因素：第一，强调自愿性；第二，目标取向的；第三，以动机为基础的；第四，具体明确的；第五，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合同制意味着对双方同意的事项规定了明确的条件：提供什么？由谁付费？还需要遵守哪些额外的义务？“合同制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如果合同被严格执行的话，理性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如果合同本身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话，就会激励进一步的协商，直到一方再也不能从另一方处得到更多的好处为止。因此，外包制或交易型合同意味着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因为买卖双方都有动力去追求对双方最好的交易，如果是充分的竞争的话，那么谈判游戏将朝向惟一的解决方法——竞争方向发展。从个人理性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均衡。”

在新公共管理中，契约理论是核心和关键。但是，在建构生态型责任政府时需要做到“拿来主义”，谨慎地加以吸收与借鉴，并处理好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长期公共契约与短期公共契约各自的适用性问题。新公共管理中的契约理论，对长期公共合同和短期公共合同做了比较和区分，主张在一定层面以短期公共合同取代长期公共合同。在我们将契约制引入生态型责任政府建构时，由于长期公共合同与短期公共合同各有优缺，我们可以从其适用范围的角度考虑公共合同是长期还是短期的设置问题。生态型责任政府也是主张通过契约体系的建构实现政府生态责任的重重锁定和落实。在建构生态型责任政府契约体系过程中，某些层面的合同会是长期、相对稳定的，如生态型责任政府的道德契约层和政治契约层中的合同；某些层面的合同则会具有相对的短期性和灵活性，如生态型责任政府行政契约层中的合同。此外，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层还会有雇佣合同和绩效合同的划分：从传统观点来看，一般都认为雇佣合同是一种稳定、长期的合同类型（尤其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主张的或公务员制度中保障的公共行政人员的长期、稳定的任职待遇和福利，作为公务员的一种权利加以定位）；而绩效合同在传统上被视为一种临时性、短期性、任务性的合同类型。新公共管理的契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于：为了保证传统的长期公共合同效率与责任的落实到位，它主张引入必要的竞争，甚至认为在一定层面上是可以通过短期合同来取而代之的。为此，在进行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层建构时，可以尝试性地挑战公务员的任职稳定性，建构出长期公共合同与短期公共合同兼容的行政契约体系：通过大胆采用具有一定期限的雇佣合同，取代原有的较为僵化的公务员长期合同，以强化责任的落实与清算问题；在涉及某些特定任务时，在相对稳定的雇佣合同基础上，还可以通过签订绩效合同的方式来保证责、权、利的统一配备。

第二，生态型责任政府行政契约建构的适用层面问题。新公共管理中，契约理论是其核心与关键，在对此理论进行吸收与借鉴时，也不能机械地进行理论套用，要考虑其适用的层面或维度。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层强调通过政府与行政官员之间契约的签订，最终确保政府生态责任的有效追究和落实，它涉及行政层面的正当性问题。但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是以道德契约和政治契约的有效建构为前提和基础。道德契约是整个契约体系的灵魂和基调，政治契约则是在道德契约基础上对某一届政府的生态责任进行具体界定，行政契约则是在政治契约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每个具体的官员的政府生态责任的追究与清算。可见，单一的行政契约层建构是欠缺灵魂和内核的，这也是生态型责任政府行政契约的有限性的集中体现。这就要求在建构生态型责任政府时，必须有一种三重契约的体系设计思维，以解决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