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物原型的融合而言，微短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可以采用某一人物原型作为主体，将其他原型进行嵌套与融合，从而在维持角色统一性的前提下，强化人物形象的立体性，满足受众的审美期待。事实上，许多优秀微短剧中的女性形象都表现为对传统原型的融合与改编。例如，《午后玫瑰》讲述了陈琳在丈夫失业后重返职场的故事。该人物融合了“贤妻良母”与“女性英雄”两类原型：其对失业丈夫的不离不弃体现了前者，在职场中的拼搏与成长则彰显了后者。人物原型的融合可以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让女性角色兼具多重性格特质与情感层次。依托原型融合还可以丰富故事线索与情感维度，适配微短剧多样的题材表达，从而避免同质化。

传统故事中存在诸多叙事套路，譬如男女主角历经波折后总能喜结良缘、主角陷入困境时必有贵人相助、继母（婆母）总是作恶多端，等等，导致叙事模式套路化、同质化。微短剧创作应当打破这些固化叙事套路，构建以自我觉醒、自我突破、共同成长、群体互助等为核心的体现当代精神的叙事范式，丰富人物原型的叙事可能性。例如，在中国传统故事中，“红娘”这一人物原型反复出现，代表人物包括《西厢记》中的红娘、《墙头马上》中的梅香、《花为媒》中的阮妈等，其本为撮合良缘的配角，微短剧在改编这一人物原型时，可将叙事重心转向红娘自身，把单纯促成姻缘的情节拓展为女性彼此扶持、冲破礼教束缚的互助叙事，为这一形象赋予独立人格与个体价值追求。人物原型自带集体文化记忆与情感共鸣基础，能够有效降低微短剧的观众接受门槛。微短剧的叙事创新需重视这些传统叙事资源，并对其进行现代重构，这可以有效破解人设扁平化、情节套路化等创作困境。

文学创作应当兼顾合理性、可信度和感染力，而这对微短剧创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微短剧的叙事内核若脱离理与情的一致性，形象塑造便容易出现缺乏思想深度、行为依据与情感层次的问题，陷入扁平化、工具化的困境。

中国古典文论一直以来都注重情与理的结合，不论刘勰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⑫还是脂砚斋点评《红楼梦》时所说的“牛鬼蛇神不犯笔端，全从至情至理中写出”^⑬，都提到这一点。单纯以情感宣泄、欲望抒发为目的的作品虽可能获得短暂关注，却无法具备长久的生命力。这意味着微短剧不能纵容欲望至上的价值导向，而是要让个人欲望表达符合现实逻辑与伦理规范。《2025都市男女“看微短剧”调研报告》显示，那些几乎不看短剧的人，大多认为目前短剧的剧情、人物和价值观不够好。超过一半不看短剧的人认为，如果未来的短剧内容有深度、能引发思考，会考虑多看短剧。对于看短剧的受访者来说，他们整体上最在意新鲜感，其次才是“爽感”。^⑭这意味着单纯追求“爽感”、满足观众的欲望投射，已经不能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观看需求，微短剧需要从纯粹的“情绪快消品”转变为承载更多社会观察、情感深度和艺术表达的视听作品。

正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言，“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⑮微短剧应当注重让“私情”—个人情感融入“世情”，让个体叙事扎根于集体语境，既能提升作品的真实感与共情力，又能深化主题思想、突破创作局限。就“私情”而言，可以是情感、伦理与自我认同的融合，对这些情感的表现可以避免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就“世情”而言，可以是对时代风貌、民生现实与历史变迁的展现，借助细节让故事更有真实感。以2025年“爆款”微短剧《家里家外》为例，剧中的“私情”表现为重组夫妻之间的爱情、非血缘眷属之间的亲情、跨代际女性之间的友情，展现了多元情感的自然交融；剧中的“世情”表现为使用蜂窝煤、讲四川方言、见证女排夺冠、投身“下海”经商浪潮等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历史事件，还原了20世纪80年代川渝工厂区的市井百态与时代氛围。微短剧创作应当注意将人物的个人困境与社会议题相结合，既满足观众对真实感的需求，又让作品突破纯娱乐的局限。

微短剧中的女性形象与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原型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且深刻的关系，它既有对古老传统的承继，又凸显出当代价值。然而，算法的支配性和对受众需求的过度迎合导致许多微短剧出品方为追求流量而降低了对于价值导向、叙事逻辑和人物弧光的追求。随着政策引导与行业发展，这些问题已引起创作者的重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蕴含着丰富的原型资源，通过对这些原型的深入分析和重构，可以在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之间，建立一种深刻的共生、共赢关系。

（张碧芸系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张骋系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系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资助项目“从共同体美学视角探究当代少数民族剧的叙事创新研究”〈项目编号：WLZL2024YB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电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