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宪法思想的中国化与宪法学知识的实用性也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宪法学理论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力图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样式。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制宪、修宪过程漫长，这使得当时宪法学者将大量精力放在了对于现行宪政制度的设计或者宪政实践的回应上，宪法学知识呈现出明显的时效性与功用性。即使是对西方宪政学说的译介，也不完全是纯粹的学术引进，而主要是为了改造现实的直接需要。对此，萧公权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中国的宪政既然是三民主义的法治，它的根本精神当然和英美法苏各国迥然不同，各国的宪政宪法虽然可以供我们有价值的参证，我们却不可用欧美宪政的眼光来评判中国的宪草。” [31]他认为，研究宪法草案需要分做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们可以从学理上或原则上去研究，中国的宪政以中山先生的遗教为根据。我们不可不对三民、五权、权能划分等加以深切的了解。第二，我们可以从立法技术上去研究。我们应当把全部的条文，细细地加以寻绎。我们要看：这些条文是否能够充分地表现中国宪政的根本精神和目的？它们是否条理一贯系统严密，不至有前后参差，或彼此抵触的缺点？条文的文字是否明确妥当，不至于发生误会或歧异？第三，我们可以从实际效用上去研究。我们要察看宪草所拟定的制度是否合乎国情，是否便于运用，是否能有效率？在宪法学研究中，我们不但要利用中国以往及现在的经验以为论断的根据，也可以参考欧美各国的经验以充实我们的论断。因此，可供我们研究的参考资料是十分丰富的。除了宪草本身以外，孙先生的著作，宪政的重要法规，民国以来的宪法、约法、宪草，欧美主要民主国的宪法，中外学者所著宪法的书籍论文等，都值得我们翻检与寻绎。” [32]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宪法学者有关均权、五权宪法、地方自治、县治、省的地位之争等方面的论述无不都是因应现实之需要。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总体上重在制度设计而非理论自恰，重在现实需要而非体系完整。

　　（三）从辛亥到新中国——延续与变迁的宪法学知识谱系

　　辛亥革命开创的宪法学知识传统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在中国一百余年的宪法发展史上，新中国现行的 1982年宪法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对辛亥革命性质与历史地位做出描述。1982年宪法“序言”第四自然段写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对于现行宪法“序言”的效力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主张， [33]尤其是对于最后一自然段以外的其他部分是否具有类似于规范条款一般的拘束力，部分学者还持保留态度，但是从根本法的位阶与效力层面上说，“序言”中的陈述表达了修宪者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定位的基本立场。

　　从文义上说，第四自然段这两句话既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也是对辛亥革命意义的评价。“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体现出这场革命最为重要的两大成果：一是废除了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帝制，这打破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和土地所有关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自由和发展；二是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它通过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和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基本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当然，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确立了崭新的国家制度，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思想观念，成为立宪思想影响下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高潮，推动了宪法学理论的积累和传播，开启了宪法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

　　作为社会共同体价值观集中表现形式的宪法，其文本内容蕴含着价值评价的要素。对于第四自然段的条文如何理解，我们还面临解释学上的问题，比如民国与新中国的关系等，对于如何认识其当代价值，如何从规范中丰富它、解释它，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思考。但就价值评价而言，该段条文至少体现为三重意义：第一，延续性，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即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因此具有目标的一致性；第二，发展性，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宪政实践的开端，对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具有基础意义，而社会主义宪政的实践是对辛亥成果的发展；第三，开放性，集中体现在宪法学知识谱系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宪法学知识中国化、本土化的开端。这一学术传统延续至今。换言之，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形成的宪法学知识与本土化宪法思维模式，推动了新中国宪法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对探讨社会主义宪政理论模式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四、百年中国宪法学的传统与发展趋势

　　辛亥革命迄今百年，它所开启的民主共和国意义上的宪法学知识传统与学术特色，对于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首先，宪政建设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宪政建设的根本依据是宪法文本。对于宪法文本的理解和落实，不能脱离体系化的宪法学知识。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最核心的是宪政建设，而宪法学知识的成熟和体系化，又是核心问题。其次，宪政建设是本土化的事业，对中国宪法文本的解释必须皈依于中国宪政制度的话语体系之中，体现中国化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再次，宪政建设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借鉴与转化既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也是重要的制度资源，未来尤其要强调向实践的转化。在上述前提下的中国宪法学，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宪法学知识需回应社会现实。时代背景不同，宪法学知识的使命也有区别。就辛亥革命而言，宪法学知识主要起到了启蒙民众精神、建立和组织民主共和国的功能。然而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宪法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宪法学知识的发展和传承也因此受到历史的局限性，既难以凝练成体系，也来不及对社会现实做出理论的回应。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宪法学知识的功能集中于凝练发展的共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根本法和最高法依据和指引。而对于转型时期出现的规范与价值的冲突，宪法学知识应当充分地支撑起宪法制度与宪政实践，以理论方式作出完善的回应，提高理论的有用性和解释力，完善宪法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之间必要的交流与沟通机制。宪法规范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基础是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协调，社会现实发展的合理要求应当通过宪法得到确认，以发挥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实际上，宪法学体系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学术领域，每一个理论命题都与具体的实践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宪法学知识需回应制度实践。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方式是根据宪法的要求建立、完善国家制度和各项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这一任务已经凸显出其紧迫性。法律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应以宪法为价值指引和评判标准，体现“以宪法为依据”在法律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建设需要大批的具有宪法学知识和宪政精神的专业人才。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一些有识之士就呼吁开设宪法学知识教育以开民智，并且要提高官员的宪法素养，否则“宪法立矣，而无行政司法之材以维持而调护之，则又徒成具文，不如无之之为愈也。故开通官智，培养吏才，实为今日急务。” [34]我们当前面临的任务不同于彼时，但完善法律体系、文明执法、公正司法同样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加强宪法教育、普遍树立宪法的权威同样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宪法学知识需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化。现代中国的宪法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引进与移植一直是中国宪法学者最为主要的学术工作，西方宪法学知识成为中国宪法学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当今时代，立宪主义早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普遍认可的价值观。而宪法价值的普遍化、宪法保障方式的区域化和国际化，也成为一个国家宪法学发展所要面临的趋势。未来，中国宪法学也必然会继续保持这种广泛引进与辩证吸收的传统，避免工具主义思维，推进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国际化。同时也不可否认，学习外国宪法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解释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宪法现象，并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成果与具体对策。而这必然要关涉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现实。寻求与注重文化多样性，在多样性中表现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现宪法学的中国元素，就成为未来中国宪法学的基本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