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⑫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有类似的感叹：“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⑬这个大题目的答案，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逐渐确立，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统一性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连续性提供了保障。

在既往的国产剧集创作中，部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品“席勒式”倾向鲜明，把个人变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⑭甚至只是以表层的影像图解抽象的民族政策，使价值观与价值观的艺术呈现产生知行不一的问题。以“莎士比亚化”替代“席勒式”，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与“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⑮完美融合，应成为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首选创作方法。事实上，那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优秀剧集，如《山花烂漫时》《大山的女儿》等，都是这样做的。从“席勒式”到“莎士比亚化”，体现的是对动之以情、寓教于乐的艺术传播特征的重视，是对标语口号、寓教于教的直白宣传的超越。“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⑯

从“席勒式”到“莎士比亚化”，还体现出在艺术领域对直接表现与间接表现的不同侧重。固然，我们可以明确选择民族属性鲜明的题材，在民族与民族的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中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作用，在民族与民族的矛盾冲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反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可或缺，也可以选择不强调民族属性的题材，让观众从中感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比如，有“宁夏扶贫史”之称的《山海情》，并未强调福建与宁夏人民的民族之分，而是强调帮扶与被帮扶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之分，强调扶贫的必要性与艰巨性。剧集讲人民之“穷”不靠说，而是通过水花被安排的婚姻、得宝扒火车偷货等具体情节进行呈现；讲脱贫之“难”不是哭，而是通过村民缺乏发展意识而不配合福建技术专家指导种菇，个别领导不作为而不能及时解决田地供水问题、工程进度问题等具体事件进行表现，在情节的真实性、生动性、丰富性中，在感人至深的艺术处理中，不露痕迹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传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独有偶，《山花烂漫时》为时代楷模立传，没有简单地强调一个教育者如何去“拯救”其他少数民族青少年，而是通过她黝黑的皮肤、干裂的嘴唇、僵硬的走姿、贴满膏药的双手，通过她以及同样未强调民族身份的同事、闺蜜记者、教育局长、副县长、省委领导的共同努力，从细节之处再现满族教师张桂梅扎根滇西贫困山区，致力于彝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学生教育事业的艰辛。

《山海情》《山花烂漫时》并非只是主题阐释的功能型故事，两者能够打破受众圈层获得广泛认同，得益于对剧集宣传性和艺术性关系的处理。从创作的角度说，前者以情感消解改革的阵痛，后者以情感托举山区的教育，避免了“席勒式”的直白宣传倾向，走向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莎士比亚化”表达，寓教于乐地感染着观众。从接受的角度说，这些情节和人物的温度给予观众移情的可能性，让观众先能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才能更好地走向理智上的接受，引导观众由共情到共识，于潜移默化中理解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海情》《山花烂漫时》的“出圈”，证明了并不强调民族身份区别的剧集，在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同样具有极佳的接受效果。事实上，“人们通常所说的说教或宣传，无外乎一种自我暴露了的意识形态机制，它同时成为无效的，准确地说，是失效了的意识形态”。^⑰当大家都知道意识形态之为意识形态时，意识形态的力量会随之减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所有的作品都刻意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其传播效果同样会受到影响。“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⑱

如前所述，在秉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现实题材作品和历史题材作品之外，如《天龙八部》等采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叙事性作品，只要能用“莎士比亚化”的方式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接受，甚至产生深远的影响。

秉持大历史观、和而不同的理念，采用“莎士比亚化”的创作方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会贯通于边疆与内地、现实与历史、真实与奇幻的国产剧集整体创作中，是新时代语境下国产剧集发展及国家文化发展的现实之需与必然之势。已有的直接或间接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剧集创作，为未来的相关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当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与传播，不仅是剧集创作的任务，而且是整体文化发展的任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还需要新闻、纪录片、短视频及其他各类文化产品组成作品矩阵，才能更全面地覆盖观众接受面，发挥更强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决定意识，国产剧集等文化产品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最终需要现实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实践为之奠定接受基础。只有达成上下、内外、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促进影像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形成风光无限的整体景象。

（作者李胜利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崔嘉美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时代中国电视剧发展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3BC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