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并非只是某一地区、某一类型剧集的专属，而是一种普遍的共识，是所有国产剧集创作的应有之义。因此，在不以边疆叙事为主的剧集中，比如那些内地叙事与边疆少数民族叙事杂糅的作品、那些并不强调民族身份但明显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作品，同样包含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内地叙事为主、多民族参与的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国产剧集，同样可以通过对现实的深刻描绘，诠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传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当代叙事中，以民族携手、脱贫攻坚为内容的剧集很多，如《江山如此多娇》聚焦湖南湘西，讲述土家族和苗族脱贫致富的故事；《那山那海》讲述地方党政干部带领畲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故事；《连家船民的美好生活》讲述福建省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连家船民搬迁上岸，实现“搬上来、住下来、富起来”的故事……这些剧集均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为原型，传达出中华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作为首部重点描写城市少数民族生活的剧集，《都是一家人》以维吾尔族、回族、彝族等各民族同胞走进城市为切入点，反映了社会进步、国家发展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⑤的生动现实。

《理想照耀中国》《我们这十年》是将内地叙事与边疆叙事并列在一起的系列剧集。在《理想照耀中国》的《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中，讲述了玉麦乡民桑杰曲巴及其女儿卓嘎、央宗半个世纪以来扎根西藏高原守卫数千平方公里国土的动人故事。在《我们这十年》的《热爱》中，讲述了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张雷到新疆一所偏远学校执教足球的故事。作品并不回避张雷与队员们的各种矛盾，但更强调走向成功所需要的共同体意识。享誉全疆的足球前辈亚力教练向前来取经的张雷坦言，要想让队员们团结并取得成绩，必须要让“你、我、他”都变成“我们”、变成朋友、变成自己人。这样的剧情设计，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体现。

在《山海情》这样的重大现实题材作品中，并未强调剧中人物的民族身份，但故事发生地宁夏显然具有少数民族背景。无独有偶，《去有风的地方》也未强调剧中人物的民族身份，但故事发生地大理同样具有少数民族背景。只要认同这部作品的现实基础与艺术表现的观众，都能够发现其中暗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品可以通过姓名等方式来表现剧中人的民族身份，但当创作者并不强调民族的区分，观众也不在意作品对民族身份的忽略，而只是关注剧中人物为人处世可亲可敬的时候，才更能够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人心。这两部作品都具有优秀的市场表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心所向、艺术何为。

同边疆叙事剧集一样，在当代叙事之外，内地现实主义创作中也不乏通过“抗日叙事”“解放叙事”等历史叙事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品。如《民族英雄马本斋》中，回族英雄马本斋赤胆忠心、智勇双全，领导回民支队抗日救国，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血色湘西》中，湘西少数民族百姓在面对日寇的进犯时，与汉族人民并肩御敌，誓死捍卫家园；《喋血黎明》以解放战争为背景，重点刻画了壮族将军卢焘这一人物形象，他深明大义、不畏强暴，最终为解放贵州而英勇捐躯。正是在中华民族团结向前的基础之上，才有了从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开始，一直讲到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和召开的《天下同心》。

将历史再向前追溯至清末之前，清朝一方面强调满汉有别，但另一方面又强调满汉一家，清末的抵抗外侮，也都是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再向前回溯，诸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厉行汉化军，都是民族融合与共同发展的重要例证，相关内容都曾在一系列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得到反映，其中以清史题材剧数量为最，从《努尔哈赤》《孝庄秘史》《少年天子》到《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再到《末代皇帝》，无论是对满汉之间的矛盾与统一，还是对满蒙之间的矛盾与统一，都有非常具体的表现。

无论是将目光聚焦于矛盾冲突还是和谐发展、历史还是当下，这些以现实主义风格书写各民族生动故事的国产剧集以个体或群体的统一愿景、共同目标，体现着各民族之间的政治互通、历史互联、文化互融和精神互动，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虽然具有强烈的虚构性特征，但在虚构的人物、环境与情节之中，仍然要表现出特定的价值理念。当我们忽略作品的表层浪漫特征而关注作品的内在价值表达时，可以发现，即使在浪漫主义风格的剧集中，同样可以传达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金庸作品中，创作时间越靠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就越强烈。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大量电视剧中，基本采取了总体上忠实于原著的创作方式，因此也一以贯之地体现着金庸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在根据金庸早期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杨康所关涉的宋金矛盾、郭靖与拖雷/华筝所关涉的宋蒙矛盾非常激烈，金庸还主要站在郭靖/大宋的立场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因而，杨康/完颜洪烈、铁木真都还是存在明显缺点甚至是恶行的人物。郭靖保卫襄阳之举，成就了其“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美名。在根据金庸后期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天龙八部》中，同样涉及宋辽之争的历史背景，但对乔峰/萧峰人物形象的塑造，已然体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生于辽国、长于大宋的身世，成为乔峰超越狭隘民族之争的契机，他为了宋辽两国的和平，为了使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甘愿自杀身死。“乔峰之死”将国家之争、民族之别和百姓之分转化为对各民族人民和睦共处的肯定，传达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根据金庸后期作品改编的电视剧《鹿鼎记》中，呈现出更为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作品再现的历史线，如平三藩、统一台湾、打击俄罗斯，表现了对中华文化掌握颇深的康熙皇帝努力统一中国行为所隐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作品虚构的武侠线通过韦小宝这个不知生父为何人的主角，让其从血统上摒弃了民族界限，强调满、蒙、汉本为一家，理应互助共荣的“大中华”立场。正如金庸先生的自我评价，“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⑥从“尊汉贬夷”“汉夷共存”到“汉夷交融”，如果说金庸前期作品还留存着“汉族本位”的思想，那么在《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后期作品中，其民族观念则上升到讲求民族融合的新高度。

除了武侠剧，以唯美浪漫著称的仙侠玄幻剧或其他涉及民族交往的剧集均可包含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以武侠、仙侠为典型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剧集常常远离历史与现实，但只要能在思想上跳脱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表达各民族间平等和睦、交融共处的崇高理想，同样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正因其不张扬于外，因而不易引发直接的情感拒斥，其接受效果更易深入人心。

在民族血缘、民族经贸、民族文化、民族政治的融合叙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总体上已经取得优良成绩，但也还有一些剧集未能有效解决民族叙事中的一些创作难题，接受效果不尽理想。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水平，剧集创作需要关注一些基本美学原则。

中华民族共同体包括几十个民族，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因历史渊源、语言谱系、生产方式、文化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国产剧集创作肯定要反映现实中的民族差异，但首先需要厘清“差异”与“差距”的区别，反映民族差异要更多地去理解差异、尊重差异，而不能简单地抹杀差异，或者用差距替代差异。中国首部展现朝鲜族人民60年生活变迁的电视剧《长白山下我的家》的编剧李汀介绍：“我没有更多地考虑自己是作为汉族人来写朝鲜族人，我只是站在他们每一个人物的主观立场上去考虑他们的言行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