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法治政府”不仅是依法治国建设的战略延伸，亦是我国政府在数字时代自我革新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不仅关乎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成效，也影响着公民对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性评价。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时代背景出发，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政府信息公开之于公民法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对公民法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公民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对政府法治水平的评价，会因地方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系统性的差异；权利保障度在政府信息公开和法治满意度的关系链条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

开放政府；法治满意度；权利保障度；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成为世界各国建立透明政府的立足点，也是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性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是反映治理能力的“晴雨表”，提示着政府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程度，关系着公民对政府法治水平的整体性评价，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智能化时代的来临，政府迅速进入数字化转型进程，也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全新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本文试图基于既有的研究综述讨论信息公开对法治满意度的影响，进而讨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之于法治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并在权利保障的维度讨论其背后的理论机制（见图1）。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治机构普遍经历着一场信息透明化浪潮，政府文件、审议过程、政务活动等均被要求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信息的透明化似乎成为各国改善治理效能、抑制腐败的良方。有研究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包含两部分：一是理由透明度，主要指称政府决策所依据事实和理由资料应该向公众公开；二是过程透明度，主要指称决策者之间发生的审议、谈判和投票等过程信息应当向社会开放。总体而言，政府信息公开从根本上指向了政府对信息的开放、披露程度。

政府信息公开建设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世界各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均不约而同地建立起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强化政府职责的努力。信息公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公民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和民主参与权。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颁布的《信息自由法》赋予了公民信息知情权；2010年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七个国家联合签署了《开放政府宣言》，共同承诺政府以方便获取的格式向社会发布信息。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政府公共信息持更加开放的立场，如欧盟于2019年颁布了《开放数据指令》，要求政府机构以标准化、非专有化的方式公开公共信息。我国于2007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在2019年进行了修订，该条例开宗明义，指明了信息公开的目的在于“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设法治政府”；2016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要求加快加强政务信息系统互联和公共数据共享，推动资源整合，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治理能力；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强调信息公开要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提升数据赋能作用，打造服务型政府。

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对政府信息公开发挥着重要的赋能价值。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能够为政务公开提供一体化的工作平台，为业务流转提供了快捷高效、安全的处理系统，为信息开放提供了更多智能化、精准的业务板块，也为普通公民申请信息公开提供了便捷、可靠的申请渠道。数字技术有效推动了治理结构转型，优化了行政流程，提升了履职能力；同时，数字技术本身的传播迅捷性、低成本性和可获得性，使得政务信息传播更加及时有效，增强着政府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也督促着政府权力行使的规范合法，提升着公民对政府的法治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