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对群体而言，每个人都是另类。特别是在内心里，每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那么您进入创作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杨亚洲：我觉得我们十几天在麟游的体验生活，对《桑树坪纪事》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采访者：在麟游，您经历了什么？

杨亚洲：我们4个男同学住在老百姓家十几天，天天四菜一汤：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酱油、一碟醋，一碗面汤。我们是有所准备的，来的时候自己带了一些罐头。但是吃饭的时候，那家里面的孩子就瞪着眼睛在那儿看着你，头发都像张飞似的，就那么看着你，你就得把这个罐头给孩子。但是过了几天，我们饿得眼冒金星的时候，终于拿着自己剩下的那瓶罐头，一下子就钻进了高粱地，咵咵赶紧吃……我真的觉得这样的生活让我们奠定了《桑树坪纪事》那样的一个基础。

采访者：确实很艰苦，那要走的时候，心里头有“舍不得”吗？

杨亚洲：要离开的时候，这么多天跟村里的人也有感情了。我们第一学期都有一些小品练习，没有班费的时候就到外面去演出，挣点班费改善一下生活。所以说我们就有一个固定的观察生活练习，在准备走之前，我们决定演给村里的老百姓看。我们村在这边，那边还有村子，喇叭就说中央戏剧学院的人明天要走了，今晚要给我们演出，希望大家都来看。沟壑那边的村子里的人听到了这个广播，他们白天就下来，走一天沟壑到晚上看我们的演出，看完之后再走回去，要走到第二天早上天亮。

我演过很多小品，也看过无数的小品，但是那次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是我认为最棒的一次小品演出。我们班23个人，有10个女同学，她们从村里头的大姑、大姨、小女孩那借衣服，包括她们拿的那个筐什么的，就都把自己“武装”起来，不化妆，里三层外三层，看着就像那些农村的大姑娘、小媳妇儿。

采访者：看来好的创作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

杨亚洲：但现在拍戏的情况不是这样。服化道全按剧本走，演员根本没法去创造。导演不懂演员，演员也没法跟导演沟通。所以我就经常跟主管领导说，现在我们的艺术院校培养编剧、导演和演员，前两年一定要上大课。作为导演怎么能不懂表演、不懂编剧，那你是什么好导演？编剧不懂表演、不懂导演，能成为什么好编剧？所以说这是特别大的问题。编剧不懂表演，人物怎么塑造？导演不懂表演，怎么要求演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我们现在拍摄的很多东西都是拍给眼睛看的，拍人的内心、让观众产生心灵碰撞的作品比较少。

采访者：想拍好戏，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实地考察，这也是您的作品那么真实动人的原因。

杨亚洲：你要搞创作的话，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觉得今天这句话依然适用。你不睁大眼睛看今天生活的变化，创作哪来的源泉？

杨亚洲：我自己入行之后拍了这么多年戏，以前做演员，后来上中戏学习表演，改行做导演。我导了那么多电影和电视剧，可我是一天导演课都没有上过。我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我不仅拍电影，还拍电视剧。电视剧拍完了再回来拍电影，电影不景气的时候，我再回去拍电视剧。

采访者：那您这么多年拍下来，除了真实，还有没有什么是您一直坚守着的？

杨亚洲：这么多年来，我的创作实际上有个原则。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我不靠一种风格打天下。比如说我拍过一部电视剧叫《嘿，老头！》，是李雪健、小宋佳、黄磊演的。我把原著完全改了。李雪健的角色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是“惹事”来推动剧情；李雪健就问我：“我怎么老惹事？病人惹事是可爱，但如果我是个清醒的人，老惹事不就讨厌了吗？”后来我是这么解决的：第一，把小宋佳的爸爸去掉，让她把心里话都说给李雪健听，把内心戏外化出来；第二，李雪健是听懂还是没听懂，让他自己把握；第三，用电影手法来拍；第四，专门找了个偶像剧演员，跟小宋佳那条线按偶像剧的方式来拍；第五，请岳云鹏来演一个喜剧的、荒诞的角色。正剧、偶像、荒诞、喜剧，我全糅一块了。我觉得现在拍戏，不能靠单一风格打天下。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某种固定范式，而是对生活本质的精准捕捉与多元表达。

采访者：您在影视界这么多年得了很多奖，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杨亚洲：我在创作上有15年的幸福时光，根据自己的爱好，拍什么、怎么拍，拍电影还是拍电视剧，是我说了算的。这是我最幸福的事儿。我拍的是我看得见、摸得着、给我感触很深的东西，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我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创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心得的地方是，我是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了五年、有了一定的片场实践再去上学的，我就特别清楚哪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没用我就不学，有用就拼命地学。我上中戏表演班的时候就已经下决心等毕业回去之后就改行做导演。所以我在中戏那两年，更多的任务是完成我那个当导演的梦想。所以说每当有独立的小品，包括生活练习，我都做导演，除了编就是导，为了完成我的“导演梦”做准备。那时候我每天夜里十一二点钟都不去宿舍睡觉，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排练厅。我真的觉得那一段创作时光对我今天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先是给周晓文当《最后的疯狂》的副导演，后来跟黄建新联合导演《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我第一部独立电影是《没事偷着乐》，也是给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的。第二部《美丽的大脚》也是给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的。后来我还拍了一部《空镜子》，这个《空镜子》是给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拍的。我觉得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是拍几年电影，拍几年电视剧。

采访者：您觉得当电视剧导演和电影导演的区别是什么？

杨亚洲：当年我们拍电视剧的时候，电视剧是被电影厂的导演瞧不起的。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电视剧是快餐文化，电影才是艺术。他们看不起电视剧，这样会有一种结果，就是拍电视剧的时候，他们拍得极糙，赶紧拍就想挣点钱，之后还得回电影厂搞电影、搞艺术。没把电视剧当作一回事儿，电视剧他拍不好，一旦有机会拍电影了，他觉得这是艺术了，那认真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得天衣无缝，但是片子出来观众一看太矫情了。拍电视剧不认真，拍电影太认真，我觉得我恰恰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一些教训。

采访者：这种情况确实值得人深思。

杨亚洲：所以说我把这个东西当作一种良性的循环。我拍《空镜子》时候，根本不知道电影怎么拍、电视剧怎么拍，我只有一台机器，就像拍电影那样拍，两个月拍20集。结果姜武有13集的戏，他只给我9天的时间还嫌我慢。第一个是因为他9天比较便宜，第二个是因为毕竟他是好演员，我说那我就争取9天拍完呗，结果我8天半把它拍完了。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场景我可能有10场戏，我要演员全的话，一趟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姜武只有2场戏，拍完这2场他就得走，剩下8场到哪天再有时间再来。所以实际上是我的工作量加大了，但是为了他我认了。姜武特别喜欢《空镜子》，他说：“亚洲，我特别喜欢这片子。你有这样的戏，你也找我。”后来拍《家有九凤》的时候，他一天都没离开剧组。

采访者：您是在用电影的标准来拍电视剧吗？

杨亚洲：他们就说，“你拍的不是电视剧”。我说那我拍的是什么？他们说，你拍的是10部电影。台湾的导演说：“亚洲，你在大陆当导演真幸福。老百姓喜欢你，圈子里的人也喜欢你。”他说这种情况在台湾没有。

其实每一个创作的环节都跟我遇到的时代、遇到的创作环境有关。我拍了大量的剧，有一年对我来说实际上特别重要。我那一年拍了两个电视剧，这两个电视剧所有的人看过了之后，没有一个人说这是一个导演拍的。一个是特别写实的电视剧，叫《八兄弟》，我是原创，写的是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的故事。我觉得那个《八兄弟》是我的最爱。我还拍了一部电视剧，叫《没有语言的生活》。

采访者：听说这部戏拍得一波三折？

杨亚洲：是的，我觉得这是我拍的最难的一部戏，也是拍得最美的一部戏。它写了三个人，一个不会说话，一个听不见，一个看不见，他们三个后来在一起生活。这部戏是根据作家东西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人物没有前史，他就是写这个人的状态和广西的风俗。东西让我拍成电视剧，但电视剧这样拍不行，得完全展开。我说我要拍，你得来写，东西说我跟着你写。我们一集一集拍，写一集拍一集。拍到还剩4集的时候，东西就跟我说，你什么都可以改，什么我都可以按你的意思写，但是我这名字你不能给我改，他的小说的名字叫《没有语言的生活》，主要是写三个主要人物的关系，但是最后他们在一个屋檐下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这个戏就只剩最后4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