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贾磊磊、姜彤，下文省略）：亚洲导演您好！咱们“蓄谋已久”的这场对话终于如愿以偿了。您创作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自播出以来备受关注，您本人也是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影视剧导演。当然，今天的杨亚洲与30年前拍摄《背靠背，脸对脸》（1994年）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杨亚洲：拍摄《沉默的荣耀》，我觉得要真实至上。它真实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要按真实的环境尽可能还原历史。我拍的时候没什么压力，没想那么多套路。真实就没套路，要是按套路拍的话就没有真实了。结果看到观众们对这部戏的热爱程度，我发现他们走到我们前面了。后来我想，是不是我们以前谍战戏的套路太多了？演员还是那拨演员，拍来拍去还是在车墩、在横店，如果按照过去那样，《沉默的荣耀》也就真的会沉默了。

采访者：剧中人物表现出“克制式情感”，您是如何引导演员在无台词场景中传递情绪张力的？

杨亚洲：我觉得你问的这个“克制式情感”的问题，它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理念问题。我跟演员讲，你演的不是情绪，你演的是人。人在真正难过的时候是不哭的，是哭不出来的。你非让他哭、让他喊，那就假了。我们拍《沉默的荣耀》的时候，我跟演员说，你们别去想什么谍战、什么潜伏，你们就想一件事—他们都是普通人，是把自己藏起来的普通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可能会死，但他们还是去了。这种力量不是你喊出来的，是你憋出来的。

于和伟演吴石的时候，我们聊了很多。吴石最后那句话“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你说这是爆发吗？不是，他是平静地说出来的。但正是这种平静，让观众心里头一震。我跟他们说，真正的暗潮汹涌，不在那些大场面里，是在茶杯里晃动的那个涟漪里头。你把它拍出来，观众自己就能看见。

采访者：电影和电视剧的片场千变万化，往往有些预先设计好的戏，到了拍摄时就给改了，您是不是属于这类导演？

杨亚洲：我不知道我属于哪一类。但是，我从来不试戏。很多人说我胆子大，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演员能不能演好这个角色，不是几分钟试戏能试出来的。你得让他理解这个人，得让他信这个事。信了，他自然就能演出来。所以我在现场，有时候演员够不着那个高度，我不逼他。我改，我改成他够得着的。你非要让他去够，他死活够不着，最后那个东西是拧巴的、是假的。我们拍这部戏，有很多场戏是没有台词的。比如吴石含泪制止士兵枪击那个想回家的小钱妹妹，他说了一句“她只是想回家”。就这一句，就够了。之前所有的沉默、所有的克制，到了这儿，观众就全明白了。所以我觉得，克制不是没有情感，是不用那么多外在的东西去表达情感。你把那个劲儿留住了，留到该出来的时候，哪怕只是一句台词、一个眼神，它就出来了。所以说，我没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让演员静下来、沉下来，信这个人、信这个事。剩下的，交给观众。观众的眼睛比我们厉害，你假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采访者：您刚刚提到拍戏时剧本边拍边改，那您怎么把控现场拍摄的节奏与质量呢？

杨亚洲：这是常有的事。我学过表演，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他们什么情况下能演出来，什么情况下演不出来。你懂他，你就能调整他的表演状态；你不懂他，你就只能在那儿干着急，一遍一遍喊“再来一条”，可能你越喊他演得越假。我们这行有个词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的方向定住了，中间怎么走可以灵活掌握。演员演不到那个高度，你就要把相关的地方改到他能演的高度；现场有了新东西，你就抓住它，别放过。有的角色话说得越少越真实。你非要让他们说那么多，那就不对了。

采访者：面对不同时代、不同题材的剧，您如何让演员贴合角色的时代特质与心理状态？

杨亚洲：你首先得让演员信这个人物。你让他演一段，他哭得稀里哗啦，那是他演给你看的。但你要问他，你信这个人吗？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你知道他心里头在想什么吗？于和伟的一段戏里，战友死在眼前，他就只是慢慢低下头，你反而能理解：他作为潜伏者，这个时候他连悲伤的权利都没有。任何影视作品最终都是反映“人”的作品。你对这个人信了，对这个时代信了，对这个事情信了，你演出来，它就是真实的。

采访者：很多人说导演需要有共情力，那您认为在塑造角色时，共情力起怎样的作用？

杨亚洲：我常说，演戏先做人。如果你是一个心底龌龊的人，就拍不出来那种胸怀博大的东西。你可能偶尔借了人家的力，但那是偶然的。你对人没感情、对这个世界没感情，你拍出来的东西观众能感觉到。共情力是什么？就是你能走进一个人的心里，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派人物。我拍《沉默的荣耀》的时候，我不把敌人当反派拍。他们是人，是站在那个位置、在那个时代、做出那个选择的人。你有共情力，你才能拍出他的复杂性。他为什么那么做，他心里怎么想的，他怕不怕，他有没有犹豫……如果这些东西你不理解，你拍出来的就是个符号，是扁的、假的。

采访者：拍完这部戏，您自己有没有什么变化？

杨亚洲：我小时候听我爸爸给我讲他当兵的那些故事。他就经常讲他第一次打四平的时候，全身都背着地雷。夜行军的时候，那地雷在他身上咣当乱撞，好像随时都有可能爆炸。他说那个地雷互相撞击的声音，把他吓得都尿了裤子……他跟我讲这些的时候，一点都没觉得不好意思。我那时候小，不明白。现在拍完这部戏，我好像突然就懂了。他跟我说的不是丢人的事儿，他说的是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就扛起了枪，怎么就上了战场，怎么就活着回来了……我爸爸是幸运的，他回来了；吴石他们没回来。他们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但还是去了。你说这事儿，你让我拍完了能没变化吗？而且有些事儿，你不拍就没人知道了。那些人已经沉默了那么多年。

采访者：您希望很多年之后，有人再看《沉默的荣耀》，记住的是什么？

杨亚洲：我拍《沉默的荣耀》，就是想让观众走进那个年代，了解1948—1950年隐蔽战线上那些沉默的人。他们是谁，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干了还不说？他们沉默了那么多年，我们得让他们被看见。如果后来的人看完这部戏，能记住那些人，知道他们的光荣，知道他们的荣耀，那就行了。那就是我们的荣耀。

采访者：您走到今天，是从实践里头慢慢摸出来的。那后来怎么就想拍现实题材了呢？

杨亚洲：上中戏的时候，徐晓钟院长给我们班排话剧《桑树坪纪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戏剧，是根据朱晓平的6篇短篇小说改编的话剧。朱晓平当时是北影的编剧，他曾在陕西麟游下乡，所以排这个戏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晓钟老师带着我们去西北麟游体验生活。我那个时候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已经工作了5年，但是我对真正的西北，特别是西北农村那些生活比较艰苦的地方一点都不了解。麟游是离宝鸡有200里地的一个地方，过去是一个皇家的避暑胜地，现在那个地方还有一口井，直径有两米，是八角形的，上面雕的都是花。但是当地的水质很有问题，男人喝了那水就得大骨节病，长不高，而女人是正常的。后来国家治理了水，那里的男孩子就都正常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与很多导演不大相同的成长经历。我可能是中国导演里的一个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