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行政合同，仅仅依靠传统的救济方式和救济途径远远不够，不能解决开放许可协议面临的技术、成本和能力等诸多难题。比如，用户可能不具备专业化的数据处理能力和数字举证技术，面临着民事救济途径上的举证难问题；又如，基于用户专业能力和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用户在违约条款设计上话语权先天性缺失问题；以及用户实现单个权益救济需要付出的综合成本太高等问题，都成为困扰用户权利救济的现实障碍。对此，有必要在现行法律体制框架内寻求新的突破，以破解开放许可协议治理和救济的法律难题。而在环境诉讼等领域已经被普遍适用的公益诉讼或代表人诉讼模式或可成为应对之策。未来，可考虑将数据行业协会或开放数据基金会作为代表，克服用户在维权时面临的技术、资金和专业难题，通过协会或基金会作为代表提起公益诉讼或代表人诉讼，主张数据开放利用中政府应该承担的民事或行政法律责任。
政府数据开放许可协议是数字时代公权和私权相互妥协的产物，政府和用户分别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以换取对方分享的部分权利，达成双方在权利义务总体对等基础上对政府数据的开发利用，实现政府和用户各自的利益诉求。这一制度设计打破了公权与私权、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严格界限，造就了开放许可协议兼具公法上“行政”属性与私法上“合同”属性的新型行政合同范式，为应对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时代的复杂疑难法律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开放许可协议仍将作为政府数据开放的优先选择模式，在保障政府数据开放运动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将为政府、用户乃至第三方的权益实现和义务履行提供文本遵循。诚然，任何事物都不是恒定不变的，政府数据开放许可协议亦会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和外延。政府数据开放许可协议必将以更完善的制度设计、更充实的文本内容、更可靠的保障机制引领着政府数据开放运动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