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Behavioral Law Society Development Network

中国行为法学会事业发展网
  • 中国行为法学会第六届四次理事会在京召开
  • 沉痛悼念马宝善同志
  • 中国行为法学会医疗健康法治研究专业委员会战略合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 学会动态 | 第二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法治论坛在云南警官学院举行
  • [完整版|图文]《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2)》隆重发布
  • 《企业商事刑事风险防范指引丛书》 启动交流会在京召开
  • 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学专业委员会第十四届全国侦查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现代侦查技战法论坛在浙江绍兴召开
  • 《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在长沙举行
  • 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 《人民就是江山》——大型公益原创歌曲交响 音乐会在京举办

   时政要闻

专题报告五:地方法治政府|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法治化的路径与完善——以生态环境领域为例

来源:《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25)》 |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 :2026-11-16 15:01:21 | 22 次浏览: | 🔊 点击朗读正文 ❚❚ ▶ | 分享到:


二、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区域协同治理的现状

(一)立法协同机制

1.实践发展与制度检视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化建设首先体现在立法层面的制度创新上。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生态环境保护确立为要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同年,三地人大常委会联合出台《关于加强京津冀人大立法工作协同的若干意见》,搭建起区域立法协同的总体框架。随后,《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办法》(2017)、《京津冀人大法制工作机构联系办法》(2017)、《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实施细则》(2018)等文件相继出台,标志着区域立法协同由政策倡导迈向制度化运行的新阶段,为三地协同立法提供了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支撑。2023年发布的《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规划(2023—2027年)》作为全国首个区域协同立法规划,通过制度性安排明确了协同推进同一文本、三地同向和需要三地互动三类立法项目,展示了重点领域的协同立法趋势。

在生态环境领域,京津冀目前已形成两项实质性协同立法成果,涵盖大气污染治理与流域综合治理。2020年,三地人大同步审议通过《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实现了京津冀区域协同立法的重大突破,该条例成为我国首部污染防治领域的区域性协同立法。2025年,三地人大分别表决通过《永定河保护条例》,并于2026年1月1日起同步施行。作为京津冀首部流域协同立法,该条例在区域层面构建了统一的防洪、水资源和生态管理规则,回应了永定河流域治理中的实际需求。可见,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协同立法始终以区域治理中的现实问题为导向。

从协同立法的对象看,大气污染防治相对集中、可量化,主要围绕统一标准和防治措施以及监管协同展开;而流域治理兼具防洪、水资源调度、生态修复、岸线利用与文化保护等多重目标,各地利益诉求差异较大,水资源调度、蓄滞洪区利用、岸线管理等事项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因此需构建更为复杂的跨区域协调机制,制度制定与执行难度明显高于大气污染治理。

2.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区域协同立法特点

首先,立法机制方面,三地形成了联合起草、同步协商的协同立法模式。在上述协同立法的制定过程中,三地人大常委会、政府有关部门持续开展联合调研、联合起草,并通过座谈会、联席会、协调会、论证会等形式保持常态化沟通,形成了由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立法项目小组构成的三级沟通协调体系,形成协同起草、沟通协调、联合攻关的日常工作机制。

其次,立法体例方面,上述协同立法成果均采取“条例”形式,内容系统、体例完整。而在民生领域,如2024年出台的三地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定采用小切口立法的方式,以“规定”命名,突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三地立法文本高度一致,仅通过微调条款来保留一定的地方灵活度。生态环境领域虽同样体现“统一规则+地方差异”的思路,但因治理对象复杂性更高,地方差异相对更为显著。其他地区在生态环境领域协同立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体例选择。例如,云贵川三省采用“决定+条例”的组合模式推进赤水河流域保护,在统一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兼顾省际差异。具体来说,三地同步通过并实施《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及各自的《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三地条例在跨区域联合保护的专章等关键内容上保持基本一致。

再次,立法对象方面,京津冀协同立法聚焦大气污染治理、水资源与流域治理等关键领域,围绕突出环境问题分领域推进。相较而言,长三角地区已开始探索更为综合的治理路径。2024年,沪苏浙三地人大常委会协同制定并通过各自的《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该条例围绕治理体制、规划建设、生态环境、创新发展、江南水乡文化、公共服务和法治保障等内容,系统规定示范区的建设与运行规则,为跨区域生态综合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提供了样本。

最后,立法内容方面,三地在总体框架和关键制度上保持高度一致,但在具体制度上呈现因地制宜的差异。以《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为例,三地均采用六章结构,并统一设立“区域协同”专章,通过统一排放标准、信息共享、联合执法与协同监管等制度安排,实现机动车污染防治在标准、监测与监管措施上的一体化布局。在内容上,北京市的监管范围更广、监管力度更大,例如第11条将“长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行驶的外埠重型柴油车、重型燃气车”明确纳入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的强制安装范围,并要求终端与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对未按规定安装的车辆设定一万元的罚款幅度,是天津、河北的两倍。天津的监管强度相对温和,例如天津市条例第29条规定,对记分超标的机构采取“联合约谈”并“向社会公开”的措施,而北京市条例第21条则直接授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暂停检验业务并责令整改”,前者更侧重于警示与声誉约束,后者则直接干预经营。河北省则结合工业和物流产业集聚的地区特征,强化油品源头管控与信用惩戒机制,如在第17条第3款中明确多部门联防联控,“依法取缔非法加油站(点)、非法油罐车、非法炼油厂”,并在第45条规定可将违规的重点用车单位纳入生态环境信用黑名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工具。京津两地则无此类规定。

《永定河保护条例》亦呈现类似特点,但在统一框架下基于流域治理的复杂性保留了更多地方差异:北京侧重防洪安全与文化带建设,天津突出入海河口治理与滨海生态保护,河北则强化水源涵养、湿地修复等上游责任。此种“大同小异”的立法格局,在确保区域协同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地方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其他城市群推进环境协同立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范式。

(二)联合执法机制

1.跨区域执法协作框架

京津冀三地通过顶层设计搭建跨区域执法协作框架,系统推进生态环境执法联动。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任务与阶段性目标。同年,三地环保厅局签署《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与《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正式启动跨区域环境执法协作。

进入“十四五”时期,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深化。2021年三地签署《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框架协议》,强化流域突发事件应急联动。2022年,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工作的通知》并成立工作协调小组,同时签署《“十四五”时期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水环境联保联治、危险废物处置、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执法与应急联动、组织协调机制等六个方面深化协作。

在实施层面,三地生态环境部门依托轮值机制,每年定期召开生态环境执法联动工作会议,共同制定年度联合执法重点。三地每年联合制定并印发《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合联动执法工作方案》,明确年度重点任务,聚焦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保护、固体废物管理、移动源监管以及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违法行为整治等五大领域,系统推进联合执法工作。

2.多层次协同执法体系

京津冀逐步形成了涵盖联合检查、队伍联建、信息共享与执法互认的多层次协同执法体系。一是联合检查。三地围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关键时段(如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期)共同开展现场检查,统一行动,针对跨区域、跨流域环境违法行为形成集中执法合力。二是队伍联建。2021年,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生态环境执法部门率先试点执法人员跨区交流,互派干部实岗锻炼,推动经验共享。2023年,三地共同出台《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用语规范》,以统一执法表达和行为准则的方式推动执法规范化。三是信息共享与执法互认。三地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依托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信息互通、证据互认和案件协同办理。例如,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与北京市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四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制定《京张跨区域生态环境联合联动执法工作要点》,明确涉及线索移送的行政执法案件由各方依职权调查取证,证据材料在五区(市)范围内相互认可,必要时开展联合核查。同时,三地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及时上传行政处罚数据,实现跨区域执法信息的实时共享与案件处理结果的统一发布。

   通知公告

  • 暂无相关记录!
【编辑:杨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