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机制已从省级层面向区县层面延伸。京津冀三地依托“一地吹哨、三地响应”模式,在通州—廊坊—武清、延庆—张家口、滨海新区—唐山等重点交界区域率先推进联合执法,并逐步固化相邻地区常态化协同机制。房山—保定、密云—承德、滨海新区—沧州以及“通武廊”“静沧廊”等地区也相继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逐步构建起覆盖重点交界区的基层联动网络。 (三)司法协作机制 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的司法协作机制涵盖审判与检察两个层面。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建立京津冀三地法院联席会议机制,加强信息化建设合作,推动执行联动协作,并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等类型案件的集中管辖或专门管辖制度,以提升区域司法服务保障能力。同年,三地检察机关共同签署《关于京津冀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合作框架意见》,提出建立重大区域环境污染案件会商与联合办案机制,推动实现跨区域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司法标准与鉴定标准的统一,为司法协同的制度化与常态化运行奠定了基础。 1.检察协作 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框架下,三地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切入点,逐步构建起系统化的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 首先,构建公益诉讼协作网络。三地检察机关先后签署《京津冀检察机关关于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协作配合的意见》(2023)、《关于建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2023)、《京津冀“四市五区”公益检察·护航大美燕山联合行动的意见》(2023)等文件,明确跨区案件协作、异地调查取证、技术鉴定共享及检务资源互通机制,有力支撑跨区域生态公益诉讼的开展。 其次,推动联合办案与信息共享。以泃河污染案为例,天津蓟州区检察院牵头,与河北兴隆县、三河市、北京市平谷区等多地检察院建立联合办案、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形成了“联席—联巡—联防—联控”的跨界生态治理格局。 最后,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京津冀地区持续推动“河长+检察长”跨区域协同机制常态化运行,通过整合河长统筹职能与检察长监督职能,增强在水环境、水生态和水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提升区域生态治理整体效能。 2.审判协作 在审判协作方面,京津冀法院系统通过机制建设、跨区管辖与典型案例引导,推动环境资源审判协同迈向实质化,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跨区域司法实践。 首先,构建多层次审判协作机制。三地法院先后签署《京津冀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2016)、《关于加强司法协作为京津冀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提供服务保障的框架协议》(2023)等文件,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信息共享平台与执行联动机制,其中2023年协议采用清单化、项目化方式推动立案、审判、执行、审管及队伍建设等环节的深度协作。 在具体推进中,北京市法院重点研究跨域管辖争议并与津冀两地法院就部分跨域管辖事项达成共识;天津市法院逐步扩大执行事项的委托范围,推动三地在委托执行、异地执行和信息查控等方面深化协作;河北省法院自2024年以来依托京津两地的鉴定资源优势,跨域委托鉴定案件突破1万件。在此基础上,三地法院于2025年共同签署了《司法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行动计划(2025—2027)》。 其次,创新跨行政区划管辖模式并建立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自2017年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跨省级行政区划管辖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案件及上诉案件,开创了跨省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的先例。2024年,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合作签署《落实京津冀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作备忘录》,在环境资源审判领域构建联学共建、资源共享、多元共治等协作机制。 最后,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导与实践参照功能。2021年至202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17件京津冀协同发展典型案例,其中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有3件,体现了跨域协作的良好实践。例如“闫某春等四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河北怀来县法院邀请北京延庆区法院法官观摩庭审并共商审理意见;“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诉广东粤某航运有限公司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执行案”中,天津海事法院联合检察机关、海事部门实现沉船打捞“零污染”。此外,三地高院均建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典型案例发布机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2022年发布的25件典型案例中包含3件生态环境保护案例(其中1件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跨域审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7件案例中包含1件生态环境保护案例;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年遴选的5件典型案例及5则事例中亦有1则生态环境保护事例。这些案例为统一区域裁判尺度和推进区域生态司法协作提供了制度与实践参照。 总体来看,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的司法协作机制已初步形成多层级、多主体、多机制的联动格局,通过机制共建、资源共享与专业整合,实现了跨区域环境案件的协同治理,为区域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提供了司法保障。
三、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协同面临的法治挑战 京津冀三地在协同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面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在以下层面仍面临一系列的法治化挑战。 (一)协同立法层面 1.区域步调存在差异 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立法进程中,三地在协同条款的嵌入节奏和制度完善程度上步调不一,北京在部分基础性立法推进方面相对滞后。例如《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修正)与《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修正)均设立专章,分别以“重点区域联合防治”和“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为名,对区域协同机制、预警应急、科研合作及标准统一等作出规定,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在2018年修正时未纳入相关条款。在综合性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方面,《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均设有“区域协同”专章,但北京尚未制定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此外,相较津冀两地的水污染防治立法,《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亦缺乏区域协同内容。这使得北京在制度衔接与协同治理基础性规则构建上与津冀出现时间差与功能差,制约区域立法协同的整体推进。 2.覆盖领域相对有限 自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被确立为重大国家战略以来,三地在生态环境立法协同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主要集中在污染防治和流域治理领域,整体覆盖范围偏窄。如表1所示,2015年以来,在北京制定或修订的可能涉及区域协同的9部生态环境领域相关法规中,仅有2部涉及区域协同;天津市与河北省虽分别有5部、6部法规包含协同条款,但集中于大气与水污染防治等少数领域。在企业排污许可、生态补偿机制、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领域,三地尚未形成系统的协同立法布局,基础性生态环境立法的协同性不足,区域协同治理的法律支撑体系仍需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表1京津冀地区2015年以来生态环境领域地方性法规区域协同情况统计 (二)联合执法层面 1.区域合作协议效力不明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围绕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签署了大量合作协议与备忘录,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机制,其效力和实施均受到明显限制,联合执法易流于形式。受制于上位法授权不足,此类合作协议难以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承担,更多停留于意向性、程序性安排。尽管2023年《立法法》修正后赋予地方人大开展协同立法权限,但未明确地方政府可据此制定协同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导致行政机关层面的协同执法缺乏制度支撑。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执法管辖权体系,也导致跨区域执法更多依赖行政协商而非法律规则,易受领导更替或政策调整影响,稳定性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