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执法在深层次领域也面临法律授权不足的限制。由于合作协议效力不明,容易出现执法依据不统一、标准不同、处罚衔接困难等问题,跨区域协作常常停留在联合检查与信息通报层面。一旦涉及管辖权移送、执法结果互认等深度协作,则可能与《行政处罚法》确立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管辖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强制不得委托的规定相冲突。根据职权法定原则,跨区域协作文件尚不具备突破现有法律框架的效力。当前实践中虽已出现多地执法人员组成的跨区域联合执法队,但因不具备独立行政主体资格,无法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处罚或强制决定,只能承担辅助性检查职责。这反映出当前区域协同执法仍停留在自愿协作阶段,难以适应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的深层制度需求。 2.执法标准不一 在区域一体化治理背景下,统一执法标准是确保法律适用一致性、提升跨区域执法协同性的关键。特别是在行政处罚领域,如何协调不同区域间的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是构建区域法治秩序一体化的重要环节。当前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虽以《行政处罚法》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为共同依据,但在裁量情节、罚款计算、免罚规则及程序要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导致执法尺度不一、案件衔接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裁量情节设定不统一。北京将“伪造、变造证据材料”等列为从重处罚情节,并将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从轻、减轻或免罚的考量因素;天津将“突发环境事件中隐匿违法”纳入从重情形;河北则未包含上述内容。在从轻与减轻处罚标准方面,北京引入生态修复挂钩机制,而天津、河北主要依据消除危害、受胁迫或立功等传统因素。 二是免罚规则体系差异明显。北京以“不予处罚清单”为核心,通过清单化管理限定免罚范围;天津以“清单+量化”方式列明28种免罚情形,明确超标倍数、排放量等量化标准;河北多为原则性免罚规定,侧重通过签署《包容免罚告知承诺书》、全过程记录等程序性约束确保免罚裁量的规范化。 三是罚款计算机制分化。北京采用综合评估模式确定罚款金额;天津依据罚款形式区分倍数、幅度和区间三种方式;河北建立“百分比模式”,以裁量因素量化值乘以最高罚款上限进行计算。在按日连续处罚方面,仅北京制定详细适用规则,津冀均未予明确。 上述差异导致三地在执法实践中可能出现“同案不同罚”现象,既增加了跨区域案件协调成本,也影响了执法结果互认与协同执行效率,从而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整体统一性。 (三)司法协作层面 首先,京津冀区域环境司法协作对政策性文件与合作协议的依赖程度较高。不同于高级人民法院牵头发起的省(市)内司法协作,跨省(市)协作往往需依托最高人民法院或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职能机构,在其政策性文件的指导下由相关高级人民法院通过会商签署协作协议,再辅以实施细则加以落实。这使得多数跨区域环境司法协作通过“协议”“细则”“意见”等方式推进,这类文件制定过程多限于机关内部协商,法律效力层级较低,且依赖上级推动与地方领导意志,导致权责边界不明、利益表达机制单一,制度稳定性不足。 其次,区域环境司法协作在实体法与程序法层面均面临挑战。实体法层面,生态环境案件往往涉及跨越多个具有地方立法权的省级行政区域,而各地在环境修复、资源利用、鉴定评估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与司法政策存在差异,这使得集中审理时容易面临实体规范的冲突。程序法层面,为实现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并克服地方保护倾向,生态环境的区域协同需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推行集中管辖。但该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困境:现行指定管辖制度仅针对个案设计,而集中管辖作为一种“批量”式指定管辖,目前在三大诉讼法中均缺乏明确法律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未将“集中管辖”列为法定的案件管辖类型。虽然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对行政案件的跨区域管辖有所涉及,但“可以”一词的表述使得跨区域集中管辖在适用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仅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可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明确自2017年10月26日起受理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案件上诉案件。现行制度下,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跨省(市)集中管辖主要依赖地方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不具备普遍适用性,而集中管辖与普通管辖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和案件程序不确定性。
四、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协同法治化的完善路径 针对京津冀生态环境领域协同中存在的上述挑战,未来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协同的法治化建设。 (一)健全协同机制,拓展立法领域 为解决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立法中存在的步调不一、覆盖领域有限等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强化立法“废改释”的动态协同机制,重点填补关键领域的立法空白。针对《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缺乏区域协同专章、《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未规定协同内容以及北京市尚未制定综合性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问题,可启动三地联合修订程序。可由京津冀人大常委会协同工作机构牵头,对北京市现行法规中缺失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流域协同治理”等条款进行系统性补充,确保三地在区域联防联控、应急响应、生态补偿等核心制度上实现立法对接。同时建立法规差异识别与响应机制,对已发现的制度空白及时启动专项立法、修法程序,提升区域协同立法体系的完整性与同步性。 其次,有序拓展协同立法范围,从当前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主,逐步延伸至流域共治、固废跨区域处置、生态红线管控等系统性领域。可研究制定京津冀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等区域性法规,实现从点状协同向系统协同转变。 最后,设立常态化的京津冀生态环境立法协同机构,负责日常协调与进度跟踪,并建立法规交叉备案与定期清理机制,实现协同立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动态优化和有效落地。三地可借鉴《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决定》所采取的“联合起草大专班与小专班”工作机制与“由一到三、再由三到一”的文本统筹机制,该机制在立法程序上有效推动了跨区域立法分工与文本统一。三地决定除第5条在分工与合作重点方面略有差异外,其余文本保持高度一致,体现了京津冀在“同一文本立法项目”程序规范化上的进展,为生态环境协同立法提供了程序规范与机制借鉴。在此基础上,还可参考《京津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定》的“小快灵”立法模式,以高效、精准、可操作为原则,围绕核心法律关系精准设计条款,实现需求导向和重点突破。在生态环境领域,“小切口”并非局限于微观事项,而是基于区域整体发展逻辑,通过具体制度安排实现协同治理目标。同时,应建立立法选题评估机制,避免因立法碎片化影响区域法治的统一性与系统性。 (二)提升合作效力,统一裁量标准 一方面,针对区域合作协议效力不明、难以形成刚性约束的问题,有必要推动行政合作机制向具有法定效力的区域性规范体系转型。区域性规范可由中央授权形成,采取“地方起草、中央批准”的制度模式,由三地联合起草执法协作规则并报中央机关批准后以中央名义发布,从而赋予其正式法律效力。此举既能够保留地方在生态治理中的差异化需求与治理活力,又通过中央确认确保规范的统一性与权威性。在内容上,区域性环境规范应聚焦大气污染防治标准统一、生态补偿机制协调、执法程序衔接等核心问题,并建立相应的监督与救济机制,提高规范的实际执行力和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水平。通过制度转型,区域合作规则可从政策性共识走向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为京津冀联合执法提供统一、可执行的依据。 另一方面,针对三地生态环境执法标准不一致、裁量尺度存在差异的问题,可借鉴长三角统一裁量基准的制度经验,通过制定区域统一的执法裁量规则来提升执法公正性与协同性。长三角于2024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通过确立合法性、合理性与过罚相当原则,采用综合裁量模式,对违法行为情节的轻重设定量化因素并赋予分值,从而实现裁量标准的可量化、可监督与可比对。其在量化裁量因素、构建统一裁量基准表及建立跨省(市)适用机制方面的创新,有效减少了“同案不同罚”现象,为跨区域案件的统一裁量与结果互认提供了制度保障。对于京津冀而言,该模式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一是制定区域统一裁量规则,以缩小执法尺度差异;二是以综合裁量与量化机制提升执法的科学性、透明度与可预期性;三是为案件协查、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提供统一操作平台,减少制度不兼容带来的协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