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道”与“理”——中国政法大学21世纪办学思想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杰出成就。二十多年的时间，为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笔者以为，法大在新世纪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主要源于党的领导下学校办学思想的系统性和发展性。系统性在于解答了“什么是大学？”“如何办大学？”“如何办中国政法大学？”这三个问题。发展性在于办学思想经历了一个探索、成熟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本文聚焦21世纪初叶2001-2009年，徐显明任职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的办学探索，以徐显明著的《追寻大学之道》为研究对象，分析法大的“道”和法大的“理”。后续文章将深入研究法大办学思想成熟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大学是什么？”一直都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往思考这一问题的人多集中在哲学家之中，他们对此作了较为精深的思考和阐释。但实际上，真正应该思考“大学是什么？”的人不是大学教授、管理者、甚至学生，而应当是大学校长。作为大学发展建设的规划师和工程师，大学校长的使命不应简单停留在维系大学内部各机构的稳定运行，而是必须为所在大学的“性格”，或曰“道”，指明方向。每所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道”，大学之“道”既展现出自身的特殊性，也孕育着自身的精神文化，而这其实都是大学校长肩负的重要使命。徐显明先生深谙大学校长对大学发展所承担的责任，系统深入地思考了“大学是什么？”这一经典问题，在法大之“道”的延续上着力甚巨。

在徐显明先生看来，“大学”二字可以拆分缕析：大学之“大”，在于大德、大爱、大学问、大师；大学之“学”，即学府、学人、学问、学业；大学是新民的摇篮、是社会的灯塔、是创新的活水、是真理的福地、是文化的酵母、是知识的源泉、是道德的高地、是良心的壁垒。这些论断充分呈现出大学的丰富性和神圣性。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判断在西方教育学家和哲学家那里也经久不绝，美国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在其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中有过精彩的阐述（汇集）：大学是知识工厂和现代社会的思想库；大学是一座人类精神的圣殿；大学是真、善、美的保护人；高等教育是一种超级文化，大学便是这种超级文化的教会；大学能够一如既往——继续承当社会的良心；大学是美国生活中最为崇高、最少腐败的机构。不难发现，对于大学是什么的许多看法存在一定意义上的趋同，或者可以说，大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存在共识性的意见，即大学在知识上、学术上、思想上、文化上和德性上具有独立性与独特性，这些共识性意见很清晰地将大学与社会区分开来。既然大学旨在“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那么作为大学的下位概念，法大也必然要遵循大学的基本属性。同时，由于法大具有与生俱来的独特品性，因此法大也拥有专属的发展之“道”，从而能够很明确地将法大与其他大学（甚至政法类大学）区分开。对此，徐显明先生围绕法大八字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展开思考，更为坚定地延续了法大的精神传统，也就是法大之“道”。

“厚德”是法大作为大学的根本，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把公民道德养成君子之德，二是要培养司法伦理的修养和政治道德的修养。第一个层次是所有公民都应当践行的道德标准，而第二个层次旨在规训从事公共管理或法律职业的法大学子。道德对大学来说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因此徐显明先生始终将德性视为大学的首位：“大学之大，首位在大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民、至善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大学。所以没有德性的大学是不受人尊重的大学。大学和社会上的机构区别在哪里呢？大学的权威性和政府的权威性比较的时候差别在哪里呢？政府是管理的权威，它是公共资源配制的权威，它也是公共信息发布的权威，所以对政府来讲有这三个权威地位。而对大学来讲权威地位是什么？大学首先是道德的权威，大学其次才是知识的权威，大学还应该是思想的权威。所以大学要做到这三个权威地位，这个大学才是一所受人尊重的大学。所以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大德。”由此，徐显明先生将道德划分成三个部分：“处在基础地位的是公民道德，就是使人成其为人的道德；比公民道德高一个层次的是职业道德，职业伦理一定比公民伦理更高；处在道德顶层的，我把它叫做政治道德，当一个人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时候，他就是最优秀的政治家，他一定是最优秀的道德的楷模，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如此便不难理解徐显明先生为什么要将法大校训“厚德”的含义分为两个层次。法大作为一所以法学闻名的大学，不应该仅仅培养符合公民道德的学生，而是应当培养具有职业道德和政治道德的优秀人才，这也是法大校训“厚德”的根本追求。

“明法”是法大安身立命的基础，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要让所有法大学生都拥有学习法律的机会；二是法大学生将来都应成为昌明法治的主力军。对于法大学生而言，无论其选择何种专业，一旦烙印了法大印迹，便都与法学结缘、承担法治使命。徐显明先生在2004级本科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诠释了“明法”的内涵：“我们要使所有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都有机会来学习法律，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学知识背景，所以这句话并不是仅仅指向法科同学的，也是指向法科以外的其他学科同学的，当前我们开展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就是要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这是我校的特色，是其他大学不可比拟的地方。四年里，你们将会培养起我们政法大学学子才有的品质、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法的精神。它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品质，它包含着高尚忠贞的职业操守，崇尚民主、昌明法治的政治理想，匡扶正义、经世济民的价值观念，亲民侍众、天下为公的公仆意识，还有勇于批判、善于创新的思维能力。这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培养目标。”在徐显明先生看来，“明法”并不仅仅局限于熟知法律规范、掌握法学知识，而是需要将法学研究应用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之上，对此他指出：“在中国政法大学，大家从事法学研究，要解决哪些问题呢？在未来三年里，大家无论是博士阶段还是硕士阶段，都必须用创新式的研究，必须用构建式的研究，必须最终关注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换言之，创新式的法学研究、建设式的法学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学研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格物”是法大不懈追求的目标，同样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大具有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务实作风；二是“格物要致知”，通过对物的“格”来达到对另一类知识的获得。法大校训中的“格物”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之上，徐显明先生认为，法大首先需要更多的原创性研究，要在学术精品和学术力作上展现法大的科研水平；其次，研究方向应当持续、稳定和统一，最终形成法大学派；再次，应当鼓励带有人文精神的研究，即便是应用型的成果，也应该具有人文关怀；最后，法大的研究应当为学科建设起到支撑作用，并形成法大所需要的学科梯队。对此，徐显明先生更进一步地指出：“学科应该是由一些要素构成的：主体要素就是我们的教师，这是首要的要素，没有教师，就没有学科。所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和基础。学科建设的第二个要素，也是客体要素，就是我们的教师应该创造高新的学术成果。大学是一个知识群体，追逐知识、追求真理是我们一生不变的价值观。而最高的境界，我想应当是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思想，这是所有学者一生当中终生不变的一种学术追求。高新的学术成果应该体现为新的发现和新的思想，这是学科建设里面客体要素能不能成为标志的关键。第三个要素，为什么把我们的学科叫做学科而不叫做学术?我想学科之所以称为学科的主要根据还在于它要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学科和专业的区分就在这里。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专业，凡是进行专科、本科教育的，都被称作专业。但是跨越专业进行研究生培养的时候，才被称为学科。所以，学科建设实际上是在培育两类成果：一类成果是学术成果，另一类成果就是人才成果，这种人才成果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是一大批硕士和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