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裁法律法规与中资企业具有相关性。具体而言，针对美国企业而言，若其为根据美国法律组建的实体或美国境内的（包括外国分支机构）任何实体，其必须满足美国制裁的法律规定。进一步地，若美国人持有实体50%或以上表决权或价值的股权；在该实体董事会中拥有大多数席位；或控制该实体的行动、政策以及人事决定，该企业也将被视为美国企业。针对非美国企业而言，若其被纳入美国制裁之中，或者可能将来源于美国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到被制裁的国家或地区，那么该企业也受到美国制裁法律制度的约束。

美国制裁启动后将立即产生“阻拦”与被制裁的国家或实体进行任何形式交易活动的效果。具体而言，第一，如果“知道或有理由知道”货物或服务将运往被制裁的国家，受美国管辖的人员应禁止参与此类货物的交易；第二，如果企业为货物或服务运往被制裁的国家提供便利，其行为违反美国制裁法律规定；第三，若非美国企业或人员与被制裁的实体开展美元交易，或非美国企业或人员导致美国人从事违反美国制裁法律的行为，此非美国企业或人员违反美国制裁法律规定。若任何人违反美国制裁法律规范，其将面临一系列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若美国企业试图与被制裁国家的企业进行交易，其必须获得美国财政部的许可证。

在实践层面，中资企业降低企业风险的做法主要包括：制定有效的合规政策并进行内部审查，要求当事方履行注册义务，要求当事方签署免责的服务协议等。进一步地，美国政府强调，一个企业不能依靠另一个企业的合规计划来减轻违反美国制裁法律的风险。因此，符合美国制裁的合规要求贯穿于商业交易的始终。

（2）运用法律救济手段捍卫中资企业利益

一些中资企业近年来在美国遭受所谓的非市场竞争指控、侵犯人权、技术盗窃、违规泄密、军民身份混同等污名化言论的挑战，并被纳入实体制裁清单。为应对制裁打压，中资企业积极利用美国司法机制，纠正错误决定并消除不利影响。例如华为曾于2019年起诉美国商务部，质疑扣押从美国返回中国途中的电信设备行为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与正当程序要求，终迫使美国政府归还扣押设备。由于美国采取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相互制衡。中资企业利用司法手段体现出“拖延战线”的战略价值。一般司法争议的解决平均需要持续2—3年之久，这样漫长的诉讼，可为中资企业的在美运营赢得“喘息”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过程也为行政机关间协调解决争议打开了通道。例如，在“小米公司诉美国国防部案”中，小米公司申请“临时禁令”以阻断美国国防部将小米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美国法院支持小米公司“临时禁令”的判决成功阻挠了美国国防部的执法行动。随后美国国防部表示同小米公司进行和解，并最终撤销对小米公司的全部限制。

有鉴于此，中资企业应积极通过法律救济机制捍卫自身利益。若中资企业受到美国制裁立法及其执法机构的不公正对待，可积极寻求企业母国的外交保护。通过企业母国与美国开展斡旋、谈判和磋商等方式，实现对中资企业的有效救济。

除外交保护外，如果中资企业认为美国制裁行为侵害其经济权利，中资企业可通过海外股权筹划等方式，探索提起针对美国政府的国际投资仲裁，以此维护其合法利益。若美国总统以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不当限制中国经贸活动，中国应积极推动在联合国大会发布对美的决议，并在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对美国政府提起争端解决程序，以法律机制捍卫自身利益。尊重法治是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合法的手段解决美国不合理的措施，不仅能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也能够消减美国在全球法治领域的软实力。

（3）有序推进中资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境外布局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损害美国利益与第三国利益。这是中国能够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关键出发点。为此，中国应强化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性，弱化美国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进而在中长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占据有利地位。

受中美战略博弈的影响，中资企业在海外面临严峻的风险挑战。为此，应通过立法等方式引导中资企业加强海外产业链供应链建设。一是，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引导企业根据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优化自身的供应链布局，避免过度依赖某一国家或地区。通过多元化供应链布局，降低因经济制裁带来的供应链中断风险。二是，加强制定反制性法律法规的工作。当前个别国家鼓吹“去中国化”“中国+1”等与中国产业链的“脱钩断链”行动。针对其他国家产业链供应链政策对中国的不当规制，应适时出台反制性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前提下，有权拒绝不合理的域外管辖要求。尤其是应完善相关的司法诉讼机制，保护中资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合法权益。三是，美国经济制裁要求企业了解产业链的上下游结构。了解企业的产业链能够有效规避经济制裁的风险。除企业自身建立审计制度外，在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基础上，可鼓励企业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出台有海外影响力的产业链供应链尽职调查法律，提升中资企业的竞争力。

（4）积极向不稳定的全球市场注入稳定性预期

在战略设计层面，应积极向市场输入稳定性的预期。在中美经贸摩擦中，信心比黄金更珍贵。当前，美国政府试图搅乱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因此，中国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寻求保障市场稳定的长效机制。

具体而言，首先，中国可对中美经贸领域的重点行业进行专项监测，及时化解美国对中国不利行动的影响，消除中外企业的担虑。其次，中国可制定贸易摩擦救助计划，对受美国不公平政策影响的中资企业提供定向的窗口指导、法律援助以及财政资助。最后，中国应尽快探索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将制裁风险等政治风险纳入承保范围，对冲企业面临的加税、汇率波动和出口限制的预期。

当然，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更应珍惜与美国的民间交往，推动中美民间形成不打“贸易战”的共识，使得中国合法诉求具有美国民意基础，进而从根本上促使美国政府合理管控分歧，避免中美落入大国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