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跨部门协作机制在行政组织法层面仍面临结构性困境。一方面，工作领导小组、议事协调机构等结构性协作机制在组织法体系中的定位尚不明确，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法律边缘化特征；另一方面，此类机制普遍遵循职责同构原则，往往难以兼顾纵向分工与地方自主性的平衡。随着整体政府理念的深化，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跨部门协作，应当实现从依赖实体机构与职责同构的结构性协作机制，转向以政务数据共享为基础、允许“同构分责”的程序化协作机制。首先，应推动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常态化。政务数据作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要素，其统筹过程本身即构成跨部门协作的关键环节。通过行政协助、联席会议等程序装置，该制度可系统贯通政策试验信息的汇聚与共享体系，在避免机构冗余的前提下强化中央信息中枢功能。其次，结构性协作机制需兼顾对上同构与地方特色，其职责配置应遵循“以用分责、因时异责”的同构分责逻辑。“以用分责”强调根据参与协调的结构性协作机构层级分殊，对政策试验协调机构的职责进行分类；“因时异责”则体现为在政策试验的不同阶段动态调整履责重心，即前期注重省域统筹，后期侧重差异化创新，形成时序有序的责任演进路径。

综合来看，随着“良法善治”理念在现代行政国家的确立，规则、程序和组织三要素处于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融合的关键节点。在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观照下，三个要素共同构成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系统间“结构耦合”的核心媒介，共同推动“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政府治理新范式的登场。在基于复杂性化约的建构路径中，嵌套性规则体系通过统筹设计有效平衡行政自制与权能扩张、刚性约束与弹性治理之间的张力，为“规则之治”奠定基础；技术性正当程序的引入，在程序中立、程序参与以及程序公开等维度，有效纾解政企合作与权威流失、数字平权与技术特权之间的困顿，满足“程序之治”的基本要求；而跨部门协作机制从结构性协作向程序性协作的演化，聚焦政务数据共享与纵向职能配置的优化，为“组织之治”提供制度支撑。总体而言，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图景，其根本政策目标与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政府建设一脉相承，即“如何增强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