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合同缔结阶段的权力控制，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法律原则的指引进行限制。将目前学界观点进行整合，可以发现双方当事人在缔约时，需要遵循依法订立、诚实信用、公开、平等、竞争等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缔约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判断标准。但原则性依据相对抽象，一旦违反难以作为具体申诉依据。二是借助由原则衍生出的一系列程序性制度进行限制，为行政主体增加程序负担。程序负担均衡的实质，是“抵消实体法律地位优势，避免当事人实体权利差距的绝对化”。行政程序规范将行政主体确定为程序义务人，从而对其缔约行为加以控制，具体表现为听证、公开、说明理由、回避等一系列制度的制定，这与先合同义务的具体履行要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听证制度的设立，为履行组织公众参与义务的提供渠道；职能分离制度、回避制度是维护公平竞争义务的制度化要求等。

应当认识到，合同缔结本身蕴含着对义务的自觉履行，因此履行先合同义务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双方在自愿缔约基础上达成的共识。对于权力控制而言，强力不能成为行政主体服从的论据。在权利义务合理配置的基础上，行政主体以义务履行的方式表明主动接受对其权力行使的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是内部系统的自我控制。由于部分学者认为实体性保护应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否则容易使行政合同的灵活性优势消失殆尽，因此未将先合同义务作为切入点，但作为合同基本要素之一，先合同义务不应在法律规范中语焉不详。仅借助于其他概念或制度中的义务性要求进行间接规制，无法充分体现其在权力控制上的效用。先合同义务的明确正是对缔约阶段义务体系的整合与补充。

一是必须承认“程序本身无法保证结果的正当性”，实体性保护更加直接。一旦制度本身有疏漏或者执行不严格，程序性保护则不足以保障权力正常运行。例如《价格法》第23条使价格听证适用范围明确且具有强制性，而其他听证的举行则相对随意。而且听证一般由行政主体自行组织，容易流于形式。此外行政主体违反程序不能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除非因此造成实质损害，这显然不利于相对人及社会公众的权利救济。而将行政主体违反先合同义务作为行政责任产生依据，较之程序违法在责任认定上更为直接，以此种方式控制权力行使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而现有的程序制度可以作为先合同义务的制度衔接，为先合同义务体系的确立提供规范依据。

二是程序制度的设立以合同缔结原则为依据，原则包括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但是制度却仅停留在程序性层面。虽然义务设置属于实体规范范畴，但其同时涉及对行政主体的实体性及程序性义务要求。就先合同义务而言，其所包含的内容，较之缔约程序控制更为广泛，例如，充分协商义务、保证公平竞争义务等先合同义务，经由民事合同中的先合同义务发展而来，义务要求具有复合性，并非能够单纯依靠程序性规范加以规制；而公开义务、保障公众参与义务等程序性义务也不是孤立存在，通常以正当程序原则为基点的先合同义务群的形式出现，程序性要求更为严格。需要注意的是，行政程序之所以为行政合同制度所倚重，原因在于其通过课加行政主体程序上的义务而赋予相对方权利。由此可知，学界已有意识，程序制度的设置是为行政主体设立程序性义务的表现，从制度层面起到增加义务负担从而限制权力运行的功能，间接承认了义务对于权力控制的价值。然而，此类程序性义务，以制度形式而非义务形式存在，并未正式成为义务体系的组成部分。虽然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设置程序性义务的效果，但是义务概念本身的存在价值无法为任何制度所替代。

三是义务本身具有非穷尽性，先合同义务不仅是具体法定义务的列举，同时也包括法律只作原则性规定的抽象义务，例如不得滥用职权、不得隐瞒缔约能力等消极义务的规定，客观上保留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并未阻碍行政合同的灵活性优势的发挥，而是对合同灵活运用的界限加以明确。同时先合同义务的抽象性也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履行法定的义务也属于越权。

简言之，先合同义务体系的确立，既是对权力滥用的事先防范，又能起到程序保障的效果。传统的行政权力控制方式相对被动，而先合同义务理论的建立，是从根本上寻求实现缔结双方权利义务的配置平衡，突出了合同的合意性特征。行政主体通过自觉履行义务，形成对权力的天然制约，这种控权方式与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相吻合，更有利于平等、能动的新型行政关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