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渠道不断多元，权力监督制度适用场景也不断增多，这些监督方式的协同就显得异常关键。而为这一制度协同提供重要基础的体系化安排就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这些“体系”存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交叉，同时又各有制度适用侧重。“1+9”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作为“1”的党内监督方式与作为“9”的国家监督方式之有机融合。但监督不是目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部分监督方式的终极目的之一，在确定这些监督的发展方向上具有很重要的导向功能。结合“1+9”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具体外延，对各种监督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具体区分，是对权力监督开展类型化分析的重要维度。

在我国当下，党内监督包括党委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和党员民主监督。国家监督体系则涵盖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角度来看，目前能产生这一功能的权力监督方式较为多元，除了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之外，其他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方式在此方面也有较大发展空间。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主要是强调“整体对整体”的监督，一般不对个案展开监督。如果行政争议属于涉及人数较多的类案，则人大监督的开展有助于该类争议的系统化解决，但需要注意具体监督手段的合法性。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不止一处对此做出强调，“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预具体执法、司法案件”“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活动时，可以向有关机关、组织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效果，则重在其能够引起其他官方监督行为的启动。审计监督、财会监督和统计监督，重在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提供证据或先期的问题线索，“通过向行政执法监督这一行政层级监督制度移送线索，实现监督信息共享，有效化解行政执法监督难以获取审计执法情况的实践困境，扩大行政执法监督的实际适用范围。”当然，这其中也涉及监督信息共享的法律边界，即适当关注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要求和特殊限制。

同时，审计监督等监督形式与手段要定期与党的纪检监察专责监督协同开展，但纪检监察专责监督重在对人的违纪、职务违法或犯罪活动进行监督。如果行政争议的发生主要是基于公职人员个人的违纪、职务违法或犯罪行为，则通过纪检监察专责监督化解行政争议更适合。监察机关以监察建议认定并督促行政机关及时整改纠正“行政违法”，可以从实体上消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争议及其引发的权益救济争议，从而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推进源头治理。除了这种针对各类监督具体特点展开的分析，更加能够体现制度协同的分析方式就是对各类监督的转化过程及其中呈现的协作机制展开类型分析。

1.从“党内监督→党内监督”的转化与协同

如前所述，党内监督既包括党委全面监督，又包括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比如《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第31条规定：“各级党委应当将领导和组织开展政法工作情况纳入党内监督体系，实行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增强监督合力”，而“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指导、推动政法单位建立健全与执法司法权运行机制相适应的监督制约体系，构建权责清晰的执法司法责任体系，完善程序化、平台化、公开化管理监督方式”。“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应当依法依规将政法工作情况纳入党务政务公开范围，依法有序推进审判执行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司法行政公开、狱（所）务公开，完善政法单位之间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政法工作在依法有效监督和约束环境下推进。”这其中就包括对公安部门、司法行政部门等行政机关的权力监督。而政法委的政治督察，就是目前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过程中能走在前端的特殊党内监督。一方面，作为统筹“公检法司”部门的党内职能部门，政法委有开展党内监督的工作优势；另一方面，对公安派出所等部门具体案件的监督，又可以弥补党委全面监督等宏观监督方式的不足。这种政治督察与党委开展的巡视巡察监督之有机结合，则是保证实质性化解各类行政争议或预防行政争议发生的完整党内监督机制表现，尤其在体现政治监督的全面性方面，这种结合有其独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