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动态保障为底线支撑

第一，明确权利保障与滥用规制的平衡原理及制度功能。权利动态保障的核心原理是确保正当诉权保障与权利滥用规制的动态平衡。诉权滥用治理的最终目标不是限制诉权，而是在保障合法救济渠道与防范程序异化之间建立稳定的平衡关系：既要畅通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寻求司法救济的法定渠道；又要有效防范程序异化、恶意缠讼、虚假诉讼等行为的发生。保障阶段的制度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利保护功能，为正当行使诉权的当事人提供程序保护，明确司法规制的权力边界；二是程序纠错功能，为受到错误认定、不当惩戒的当事人提供陈述、申辩、复议、诉讼及国家赔偿等完整救济渠道；三是秩序稳定功能，通过明确的程序规则与权利边界，规范当事人诉讼行为，稳定其对正当行使诉权的法律预期，减少程序空转与重复诉讼等问题。保障阶段是对前三个阶段的价值校准与底线托底，界权阶段明确什么是正当诉权，识别阶段判断是否构成滥用，规制阶段决定如何进行处置，而保障阶段则解决如何防范过度。唯有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才能避免诉权滥用治理滑向“重打击、轻保障”的错误方向。

第二，权利动态保障以程序正义原则为运行准则。程序正义原则是指任何法律决定的作出必须遵守正当的程序，而这种程序的正当性体现为程序规范被严格遵守，以及参与主体与社会公众对程序的认同评价。强调诉讼程序的设计与运行应符合公平、公正、合理的要求，注重治理过程的规范性与正当性，其价值在于为诉权行使与滥用规制提供标准化、制度化的运行框架，确保治理工作在合法有序的轨道上推进。在诉权滥用治理四阶化构造中，程序正义原则为保障阶段提供了全方位指引，其核心要素包括参与性、对等性、中立性、公开性、合理性、及时性、终局性与救济性。参与性要求赋予当事人参与治理流程的程序权利，保障其陈述、举证、质证、申辩权；对等性要求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表达与对抗机会；中立性要求治理主体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公开性要求治理全流程公开透明，避免暗箱操作；合理性要求程序设计与治理措施适配权利保障需求与滥用情节；及时性要求高效推进治理程序，既不让滥用者从拖延中获利，也不让正当权利因程序低效落空；终局性要求明确治理结果的法律效力，遏制滥用者反复缠诉扰乱司法秩序；救济性要求为被不当规制者提供修复渠道。以上八大要素相互支撑、有机融合，推动保障阶段实现正当诉权保障与诉权滥用治理的动态平衡。

五、诉权滥用治理四阶化构造的实现路径

在厘清界权、识别、规制、保障四阶段框架结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诉讼实际，将前述治理架构转化为一套体系化、可落地的实操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强调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与实效性，诉权滥用治理四阶化构造须秉持整体统筹的体系化思维，严格遵循四阶段递进逻辑，各环节分工独立、有机联动，搭建起全流程闭环治理体系。

（一）界权阶段：厘定正当诉权要件与行使边界

界定阶段的任务是将已确立的正当诉权理论转化为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界权标准。本阶段通过明确构成要件、划定行使边界，为后续识别、规制、保障阶段提供稳定、清晰的前置基准。

正当诉权须同时满足主体适格、事实真实、目的正当三大构成要件，三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其一，主体适格要求起诉人与案件之间存在直接的法律利害关系，符合法定诉讼主体条件，具备相应诉讼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能够依法独立行使诉讼权利、承担诉讼后果。其二，事实真实要求权利主张必须以客观存续的法律关系与案件事实为依托，具备合理事实依据与初步证据支撑，严禁虚构法律关系、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等行为，客观真实性是正当诉权成立的事实前提。其三，目的正当要求当事人行使诉权应以权利救济、纠纷化解为本旨，不得借诉讼工具谋求不当利益、恶意干扰他人经营、拖延义务履行、打压市场竞争等不正当诉讼目的。三项要件分别从行权主体、客观基础、价值目标三个维度搭建起正当诉权的完整评价体系，清晰划分合法与失范的界限，为后续识别、规制诉权滥用行为提供参照基准。

正当诉权的有序行使还需遵守外部行权边界，形成内部要件与外部边界相结合的双层规则体系。外部行权边界独立于内部构成要件，侧重程序运行与公共维度管控。一方面，恪守程序安定边界，诉权行使须遵守管辖规则、起诉形式要件、救济顺位要求，严守一事不再理、禁止重复救济等程序准则，杜绝通过拆分诉求、重复起诉等方式规避程序规则，保障诉讼运行的安定性；另一方面，严守权利谦抑边界，当事人不得随意启动不必要的诉讼、滥用程序性权利制造程序内耗，应当秉持适度、克制的行权逻辑，兼顾司法资源承载能力与社会公共利益。

（二）识别阶段：搭建诉权滥用分层识别体系

识别阶段以界权阶段确立的正当诉权标准为前提，重点解决如何判断行为超出正当诉权边界、构成权利滥用的问题。本阶段以“三重失范维度”为标尺，构建类型化规则引领、全流程审查程序的识别体系，实现诉权滥用行为的早发现、早判断、早固定，为后续梯度惩戒提供精准靶向。

1.确立诉权滥用统一识别标准

对诉权滥用的识别需突破传统单一评判视角，构建“客观行为越界、主观可责性、结果失范性”三重维度协同一体的识别体系。第一重维度是客观行为越界，指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偏离正当诉权行使边界。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不具备合法诉权基础，如虚假诉讼中行为人凭空捏造法律关系、虚构案件事实启动诉讼程序；二是虽在形式上享有诉权行使资格，但行权行为明显违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超出正当诉权行使限度，如滥用管辖权异议、重复起诉、无理缠诉等。第二重维度是主观可责性，指行为人须具备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过错心态，仅一般过失不构成诉权滥用。其中，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身诉讼行为缺乏正当性、已然逾越行权边界，仍主动谋求不当利益或刻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重大过失则是指行为人应当知晓其不当行权行为缺乏合理依据，却未履行审慎注意与合理核查义务，消极放任失范后果的发生。由于主观心态具有较强隐蔽性，司法实践不宜苛求直接主观证明，可遵循客观推定规则，依托当事人诉讼轨迹、举证行为、诉求内容等外在行为综合研判其主观态度，同时保障行为人举证抗辩的权利，防止片面归责。第三重维度是结果失范性，指滥用行为引发了实质性负面后果，且该后果与滥用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2.制定分领域差异化识别细则

在统一识别标准基础上，结合民事、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等不同领域的特殊性，制定类型化、场景化识别规则，实现一般标准与特殊场域的有机衔接。首先，传统民事诉讼领域应着重考察权利基础真实性与行权目的合理性，重点排查虚构法律关系、借诉讼转移财产、重复起诉等失范情形。司法实践中，常见夫妻双方恶意虚构借贷事实、伪造债权凭证与转账记录提起诉讼，借助生效裁判变相转移共同财产、逃避共同债务。同时，诉讼进程中恶意变更诉求、拖延举证、无故阻滞审理进程等程序性滥用行为，亦属于民事诉权滥用的典型样态。其次，知识产权诉讼领域既要审查权利取得与存续的合法基础，更要强调权利行使的比例，重点判断维权行为是否契合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本意，是否超出必要限度、不当限制他人合法利用智力成果。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判精神，知识产权权利人负有善意、审慎的行权义务。实践中，以非正当方式囤积、抢注商标或确权后批量维权，竞争对手通过“专利阻击”阻碍科技企业上市，“专利蟑螂”针对特定新兴行业发起批量恶意诉讼，不当申请行为保全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等，均属于典型诉权滥用样态。再次，行政诉讼领域应重点审查规避行政行为效力、跨程序重复救济、滥用起诉权拖延行政履职、以程序异议架空实体审查等滥诉行为。典型情形如行政相对人因违法经营被依法责令整改后，无实质争议与有效事实支撑，仅以细微程序瑕疵反复起诉、上诉、申诉，阻滞行政决定落地执行。最后，立足司法实践发展需求，未来可结合金融、商事、劳动争议等特殊纠纷类型，持续细化行为样态，不断丰富诉权滥用识别的类型化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