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制度构成

第一，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范围。行政检察监督可分为直接面向行政权的检察监督（主要指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和间接面向行政权的检察监督（主要指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这一分类也可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行政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年）》中得到印证，其指出行政检察监督包括诉讼内监督和诉讼外监督，并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进社会治理等贯穿监督办案始终。一方面，“超期申请行政复议”情形下的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主要指向对行政违法行为和行政不作为的监督；另一方面，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应适用于其他救济途径已经穷尽之后。这主要是因为若“超期申请行政复议”案件处于司法审查阶段，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诉讼内监督的方式间接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诉讼内监督涵盖对行政诉讼的全过程监督，即行政生效裁判检察监督、行政审判活动检察监督、行政执行活动（含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和行政类案检察监督。若检察机关认为“超期申请行政复议”的当事人具有正当理由，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提出抗诉。

第二，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线索来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第10条规定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不宜等同于“检察办案”，应当作相对扩大的解释。结合“超期申请行政复议”类争议的实际情况，主要有检察机关在办理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案件（含非诉强制执行检察监督案件）、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案件中发现的线索；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相关人的申请或控告；其他情形，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中发现的线索、其他部门移送的线索以及新闻媒体、社会舆论报道和反映的线索等。

第三，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监督方式是向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基于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监督上的处置应为程序性处置”，对于行政违法行为并无实体处分权，只能向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在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中，只有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可以对行政行为作出实体处分，若赋予检察建议强制约束力，则会打破检察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平衡关系，甚至会颠覆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权力结构。

2.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法律效果

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制发的行政检察建议构成一个事实上的“行政程序重开”之启动，即行政机关没有依据行政检察建议进行自我纠错之义务，但应当具有回复及说明理由之义务。首先，行政机关没有依据行政检察建议进行自我纠错之义务的原因在于，检察机关应当对行政机关保持必要的克制与尊让，不得突破检察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检察机关提出的建议只是一种解决方式，具体应如何处理仍需要由行政机关判断决策，即就前述行政程序重开的要件审查和关系衡量进行判断。其次，行政机关具有回复及说明理由之义务的原因在于，行政检察具有权威性和威慑力，检察建议理应得到回复，同时，若检察机关不接受行政机关所述理由，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25条之规定，可以进一步将案件及其处理情况通报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同级政府或纪检监察机关。因此，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仅产生“弱强制”的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