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技术设计的行政主导机制

由于技术设计阶段部分或全部预置了个案程序调查权，所以为防止程序调查权被技术架空或偏离规范涵摄目标，行政机关原本基于事实调查推进个案程序实施的职权，需要在设计阶段相应转化为对设计流程的主导权和参与义务。鉴于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间的语义鸿沟，为保证数字化方式中预置的规范涵摄内容表意准确，并在主体间形成对等的信息基础，首先需要行政机关充分理解其法律执行意图的转译机制。作为事实上运用程序裁量权进行法律执行活动的部分程序经过，无论技术设计由谁具体执行，行政机关都必须在权责一致要求下，根据任务授权所获得的权力主体地位，担负监督技术设计内容合法的程序义务。

结合监督技术设计合法性与理解算法规则表意准确性互为表里的关系，行政机关对预置信息交互意图的认知，也要通过其参与并主导设计过程一并实现。此时行政机关的主导权和参与义务已不仅是通过物理在场、从形式上组织和推进设计过程，而且要在了解具体技术原理的基础上，提出设计目标、选择技术路线、组织技术论证、决定设计方案、接收设计反馈、明确技术风险、验证设计结论。凡是技术设计阶段可能影响行政机关主观意图向算法规则转换的过程或节点，都必须经过行政机关的实际参与并作出决定。

（2）技术原理公开解释机制

由于数字行政算法规则承载了行政机关的预置信息交互意图，因此其内容必须同时被潜在行政相对人知悉并理解。如前所述，类比行政立法程序构造引入的公众参与、源代码公开机制虽具备正当性外观，但受制于专业壁垒形成的认知屏障，并不能保证等效实现传统制度所担负的信息交互功能。除此之外，源代码公开本身还暗藏着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以及技术应用安全隐患。从域外立法实践看，数字行政的源代码并未绝对公开，比如德国《税收通则》第88条第5款就出于系统安全考虑，明确禁止自动化系统代码对外公开。因此，为保障行政机关与潜在影响对象间建立预置信息交互意图的对等认知，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其对技术设计的主导职权，具体担负面向公众澄清技术原理的解释义务。与此同时，赋予公众过程性解释请求权，使公众与技术设计过程建立直接联系，以等效实现程序参与效果。在解释义务的具体履行上，行政机关应当以公众可理解的表达方式和途径，在说明设计目标和技术路线的基础上，重点就其所掌握的算法规则与预置规范适用意图的对应关系，作出系统、全面的解释。公众借助行政机关公布的解释内容对技术设计过程进行监督，以间接实现公开和参与的规范功能。

（3）人工对比模拟验证机制

鉴于数字行政中信息交互的异步性，仅凭程序主体间通过设计主导和原理解释对算法规则建立的共识性认知，还不足以形成技术结论符合预置知识生成预期的可信基础。尤其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技术形态的非限定性会进一步加剧结论偏离设计的风险。因此，参考技术开发中普遍运用的目标验证机制，应当建立行政机关对技术设计的可靠性验证制度，以确保数字行政满足前述程序规律性要求。

作为替代人为法律执行活动的规范涵摄过程，数字行政在效果上并非单纯的算法逻辑运算，而是通过对具体社会事实信息的处理，形成影响法律关系的认定结论或决定。因此，数字行政可靠性验证制度的实施，不能仅停留在对照设计参数进行简单“沙盘推演”式的性能测试，而应模拟技术方式实际应用的社会场景，与人工方式进行平行对比验证。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对相当数量历史案例的技术再模拟或者针对新发个案进行人工与技术平行对比验证，以检验真实应用场景下，经由数字行政进行的信息交互是否符合预置的规范涵摄意图。目前，类似的可靠性验证机制已在我国行政程序性立法中获得了规范确认。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在行政处罚程序中收集、固定违法事实时，相应设备在投入实际应用前应当经过技术审核。

3.技术实施阶段：保障实际信息交互过程准确性的制度构造

数字行政实施阶段，预置的规范涵摄意图与相对人主动或被动输入的具体事实信息在算法执行中“相遇”，并自动完成信息交互。由于实际信息交互过程脱离程序主体的主观意志控制，因而仅凭设计阶段对预置信息交互意图的对等认知，尚未充分化解技术实施封闭特征与信息交互透明要求间的矛盾。通过可靠性验证获得的程序规律性也没有完全避免技术实施偏离设计初衷的风险，以及个案特殊性可能导致的技术僵局。对此，技术实施阶段的程序制度设置，应着眼于保障实际信息交互的准确性，构建程序主体对自动化过程的了解和控制机制，防范数字行政在具体实施中架空预置规范适用意图。

（1）数字行政范围提示机制

了解行政程序的实施方式、状态和进度，是正当程序公开要求的应然内容，程序参与人只有在知悉程序实施情况的前提下，才能相互建立有效的信息交互，并及时察觉潜在权利侵害风险。数字化条件下，由于技术的封闭性阻隔了程序参与人同技术实施的直接联系，为避免程序参与人因不了解技术影响范围而导致信息交互不正确、不充分，或对权利侵害风险预期不足，行政机关需要在技术实施阶段担负技术影响范围的提示义务。在具体履行上，考虑到数字行政覆盖程度的差异，行政机关应当在个案程序启动时以人工告知或系统自动提示的方式，就数字化方式在事实调查和法律适用中的应用范围和实际作用进行说明。类似的技术方式提示制度构造已在相关立法中有所体现，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将设置地点向社会公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35条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预先告知处理的目的和方式。

（2）技术运行日志记录机制

信息交互对主体间信息基础对等的前提要求，暗含了个案规范涵摄中的程序信息公开需求。数字化条件下，由于信息交互融入技术自动化过程，原本通过陈述、申辩、听证、阅卷、要求说明理由等信息权利构筑的程序内信息公开机制缺乏适用条件。即便在数字行政仅及于部分程序经过的情况下，单凭事后进行的听证和申辩，也难以准确澄清技术实施内在的信息交互内容。有鉴于此，还原并公开技术实施中信息交互的过程与具体内容，只能依靠对技术本身的记录和开放机制。

对此，既有制度实践趋向于以审计追踪为代表的记录机制，实现技术实施过程的内容留痕。从维护程序信息交互的规范功能看，技术运行记录既是在动态意义上还原和检验自动化信息交互有效性的途径；又是在静态意义上作为程序信息公开来源的程序案卷内容。因此，数字行政的技术运行记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机器运行日志。为保证其作为程序案卷的行权记录和信息公开功能，技术运行记录的内容需要达到可追溯和可理解标准。具体记录应是对技术实施过程连贯清晰的原始记录，并且记录的呈现形式能够被程序主体实际理解，可以在事后救济途径中作为检验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当数字行政仅及于部分程序经过时，应当允许程序参与人通过阅卷途径查阅相关日志内容。

（3）依职权或依申请人工回转机制

虽然数字行政在形式效果上表现出对人为活动的排斥，但其作为信息交互媒介所生成的程序性结论或行为决定，仍是间接呈现的人为意志活动。根据宪法民主原则中的权力正当性要求，包括行政权在内的国家权力运行，最终要落实到作为具体权力职务担当人（Amtswalter）的意志活动。整个行政法律体系内的授权和控权，也是为了保障具体行使行政权的人为活动的合法性。换言之，在依法行政框架内，行政主体始终负有通过负责任人为活动确保行政权合法运行的义务。

具体到数字行政中，为避免上述偏离设计或个案不匹配风险影响行为合法性，行政机关需担负人工介入的程序义务，及时将不符合规范涵摄目标的自动化过程回转为人工实施模式。在义务启动机制上，行政机关对技术过程的介入既可基于程序调查权主动为之，也可根据参与人的申请被动执行。对于前者，当技术方式部分或全部承担程序调查和法律适用功能时，行政机关有义务为数字行政配套设置自动化风险识别系统，通过技术对技术的自动监督，提升主动识别风险的能力和效率。对于后者，行政机关应当向程序参与人提供申请人工介入的意见表达渠道，比如在电子化表格中设置申请人工处理的信息说明栏，或者直接赋予其拒绝数字化方式的程序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