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数字行政引发的程序方式变革，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程序的制度塑造面临着“变”与“不变”的双重需求。需要改变的是微观的具体制度设置，以弥补传统程序构造对于数字行政的约束力不足。保持不变的则是宏观的整体制度功能，以确保正当程序构造对合法实现行政任务的保障作用。因此，数字行政的正当程序构造既不能机械地将技术过程嵌入传统行政程序制度体系，也不能脱离行政程序作为法律执行过程的规范属性。作为规范涵摄的过程媒介，数字行政对个案法律执行合法性的担保作用与其技术固有局限存在违法风险间的矛盾，决定了数字化方式的选择始终要受到来自行政任务契合性的前置性制约。作为客观技术原理的演绎过程，数字行政的技术服从性又决定了面向其进行的程序制度设置，需要跳出直接创设人际行为模式的方法，转而通过改造技术流程的间接规制路径寻求以技术驯服技术。在制度构建上，应当以实现规范涵摄所需的信息交互为功能基准，分别围绕设计阶段预置信息交互意图的可信性，以及实施阶段信息交互内容的准确性，构筑面向技术流程的信息性权利义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