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应当遵循面向行政相对人的“依清单行政”的法治限度。笔者在既有研究中已提出“依清单行政”生成和存在于法治框架内，并且相关制度规则的变更和废止也应当依循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理念、原则和规则的观点，在此不再赘述。

其次，对于行政机关在司法过程中适用权责清单的法治限度，可以从适用方式上予以观察。行政机关倾向于一并提出权责清单和相关法律规范的做法表明，行政机关依然恪守依法行政的惯性思维，因而，行政机关遵循法律规范优先于权责清单，以及明确权责清单承载着证明行政机关职权职责补充价值的态度便在情理之中。进言之，行政机关对依法行政和“依清单行政”两种行为的逻辑及其关系已有基本一致的界定，也对两种行为的活动疆域和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限度有了较为清晰的界分。这也申明了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行政权在法治轨道运行的基本遵循，而“依清单行政”的制度规范应当依附于、根植于和取决于依法行政中“法”，亦即法律、法规和规章。从根本上说，这既承继和遵循了依法行政的法治信条，也尊重和恪守了权责清单的行政自制属性。因此，司法实践中，强调权责清单的补充效力以及明确以法律、法规、规章为准的主张具有理论正当性。

对此，一个可能的诘问是，权责清单的行政自制属性不应当成为束缚行政机关手脚的枷锁，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将权责清单作为首选依据，毕竟，还有司法审查这一道克服法治风险的制度防线。事实上，权责清单不宜成为行政机关外部适用的最优选择。这是因为，我国行政诉讼审查依据是法律、法规，参照规章，权责清单虽然涵盖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事项内容，但却不限于此，其还包括“三定”、规范性文件和政策规定的相应事项。倘若以权责清单作为审查依据，无疑扩大了审查依据的范围。更需警惕的是，作为权责清单构成要素的责任清单的意旨在于倡导积极作为义务，相应地，权责清单的事项内容增加了道德的、政治的、行政上的责任内容，而这些内容并非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法定责任，也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故内含无强制拘束力事项的权责清单在效力上低于法律、法规、规章，并且可能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造成不利影响，显然不宜成为行政机关的首选依据。

1.理念变革：从机械司法到回应型司法

在司法实践中，权责清单应作为评判具体案件是非以及判断当事人行为正当性的依据。事实上，法院适用权责清单的态度承继了机械司法传统，但是，法院积极的回应率和不断上涨的主动援引率已然展现回应型司法的特征。

申言之，回应型司法与权责清单司法审查（援引）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回应型司法的要义在于法官应充分回应各方期待，使裁判结果令人信服。权责清单作为明确政府职责权限、加快简政放权以及转变政府职能的载体，已然成为国家政策和社会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权责清单的制度优势有效降低了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诉讼成本，实现了便民、利民的制度功效。因此，在当事人尤其是行政相对人适用权责清单逐步增长的态势下，法院应当予以积极回应。只有积极回应行政相对人适用权责清单的诉求，才能实现“强大的行政机关与一介市民站在真正对等的立场上，就事关自己利害关系的事项展开富有诚意的对话”。这是新时代实质性化解矛盾和司法审判目标的基本要求。

此外，在我国，法院回应权责清单的规范性具有规范依据和历史传统。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规范性文件。”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明确“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因此，作为内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责清单在合法的情形可以被引用，至少在合法性、合理性或有效性上可以被评述。事实上，对引用的权责清单是否合法有效，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中作出明确认定，这既体现了法院“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深度，也是回应型司法的内在要求。

2.基本规律：从合法性判断到实质性适用

法院适用权责清单基本遵循了从“合法性判断”到“实质性适用”的适用逻辑。

（1）合法性判断：判断依据扩张和抵触标准降低

在前文“积极回应”和“不予回应”的案件中，法院适用权责清单之时皆少不了合法性判断，并且这在“积极回应”的案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般而言，合法性判断隐藏于法院的释法说理之中。构成合法性判断的两大要素分别是“判断依据”与“抵触标准”。首先，在判断依据上，除了法律、法规和规章，法院将行政机关发布的职权调整规范性文件乃至针对权力实际运行情况的说明均纳入判断依据的范围。而按照《深入推进和完善权责清单制度指导意见》规定，权责清单的依据范围限定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因此，法院扩张了判断权责清单合法性的依据范围。其次，在抵触标准上，主要区分为“不一致”与“抵触”两类：“不一致”是指横向规范间的冲突，是不导致无效的不一致；“抵触”是指纵向规范间的冲突，是导致无效的不一致。以此观之，在权责清单出现与其他规范性文件发生横向冲突时，法院往往将其视为行政机关内部的动态调整，以“动态论”或“内部论”否认权责清单的效力；在权责清单出现了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情形，法院更是否定权责清单的效力。由此可见，法院对权责清单的合法性判断出现了判断依据扩张和抵触标准降低的情形。

（2）实质性适用：由隐性审查迈向显性适用

经过合法性判断之后，法院如何进一步适用权责清单？根据现有样本可知，“不予回应”的案件基本上以相关法律规范替代权责清单适用。在此情形下，法院并未意识到权责清单的独特规范价值，依然固守司法裁判的传统思维和保持对权责清单的审慎态度。而在“积极回应”的案件中，法院单独适用权责清单的情形极为有限，这主要包括将权责清单作为唯一审查依据和唯一说理依据。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法院仅将权责清单作为说理依据之一，亦即权责清单和法律规范一并作为法院的说理依据，可见，法院适用权责清单已然呈现出从隐性审查到显性适用的态势，权责清单的规范价值逐步被法院肯认。那么，在现有适用方式中，法院应当如何选择？

第一，权责清单被替代适用的“不予回应”做法应当被摒弃，很显然，这不符合前文述及的回应型司法的基本要求。第二，权责清单作为“唯一审查依据”并不妥当，尽管这是法院对权责清单效力的完全肯认，不过，按照我国现有行政诉讼制度，权责清单并不等同于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虽然两者有相关性，但按照现有规定，前者来源于法律、法规和规章甚至包括规范性文件，后者只有法律和法规，因此，以权责清单作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唯一依据显然不合法。第三，权责清单作为“唯一说理依据”具有正当性。这是法院对当事人提出权责清单的积极回应，符合回应型司法的基本理念，也是司法权开始在监督制约行政权之外寻求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积极开放姿态。第四，权责清单与相关法律规范合并适用是在法秩序下的统合适用，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一方面，既坚持了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的基本原则，又实现了法院对权责清单的司法肯认，从而将权责清单真正纳入法律秩序之中。另一方面，法院明确权责清单的地位，不仅仅是回应当事人提出权责清单的相应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对裁判说理和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起到补强的效果。因此，不论法院在适用权责清单时采取“唯一说理依据”的做法，还是权责清单与法律规范合并适用的稳妥方案，皆为法院回应的积极态度，是应当被鼓励和提倡的新时代回应型司法的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