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法院应当对上述三类合法性问题分别处理。首先，应当对权责清单是否存在超越权限作广义理解，主要包括无权限、不符合行使职权的法定事实根据、超越法定的管辖权、行政不作为以及行政转授行为等情形。其次，在权责清单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上，尽管当前尚无有关包括公开在内的编制程序的明确规定，但是，公开是权责清单产生法律效力的基本前提，同时，在理论上，权责清单编制完成后的事后公开是行政机关的基本义务，因此，法院的审查点主要在于权责清单是否公开发布。最后，法院对是否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审查依然可以从判断依据与抵触标准两个层面展开。不同于现有实践做法，法院在判断依据上应当作出更高的要求。具体而言，法院应当将判断依据的范围限定为法律、法规，将规章作为参照，以及将行政机关有关职权调整的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权力实际运行情况的说明作为事实要素。之所以增加权责清单的审查强度，主要是因为权责清单不同于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缺少诸如备案审查制度等外部制约机制，这将导致权责清单的违法性风险高于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因此，更有必要将权责清单置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之下，以获致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力度、强度和效度。此外，在抵触标准判定上，应当先行区分权责清单关涉事项之于行政相对人是具有“侵益性”还是“授益性”。具体而言，如果权责清单关涉事项具有限制相对人权利或增加相对人义务的“侵益性”，同时存在与上位法“抵触”的情形，那么，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违法或无效。如果权责清单关涉事项具有增加行政机关积极作为义务或赋予行政相对人权利内容的“授益性”，即便与上位法不一致，也不应认定为违反上位法。这种情形应当进入法院合理性审查的疆域。在合理性审查适用上，法院对权责清单的规制空间有限。这是因为，权责清单隶属于内部行政规范性文件，法院充其量只能对其进行附带审查且限于合法性审查。不过，“缺乏合理性的或其合理性论辩缺乏足够说服力的，法院亦可以依据自己对相关立法或立法精神的理解，对具体问题作出裁判”。因此，在没有上位法规定、上位法仅有原则性规定，甚至上位法有面向行政机关义务性规定的情形下，法院应当保持对“授益性”权责清单一定程度的尊让，避免监督缺位与过度干预的双重风险。

第三，应构建法院外部衔接机制。其一，明确事前权责清单编制府院衔接机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有关“探索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建立工作衔接机制，推动行政监督与司法监督形成合力，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文件”的规定，借鉴浙江省先行先试的有益做法，一方面，在行政机关编制和动态调整权责清单过程中，可以通过征求意见、研讨会商、业务培训交流等方式建立与法院的衔接互动机制；另一方面，在法院审查适用权责清单的过程中，可以就合法性标准、法律适用等问题建立会商机制和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其二，建构后续处理机制。作为法院监督的“最后一公里”，后续处理机制影响甚至决定了个案正义和普适效果，其中，法院审查权责清单的后续处理机制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不同外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即便是法院“积极回应”的案件，法院审查援引权责清单的效果基本上只是在裁判理由中作简单阐明或者仅给出“不能作为审理依据”的结论，遑论发送司法建议和抄送相关机关。有必要借鉴外部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中向制定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向相关机关抄送司法建议、报送上级法院备案等在内的司法建议制度，明确审判责任体系以及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体系，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对行政自制的激励效应与补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