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民法典》回答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家、如何看待社会、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人类、如何看待自然。婚姻家庭编重点回答的是如何看待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就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习惯而言，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还是“生活在家庭之中”，“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作为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立法回应，《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首先明确宣告“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这也是对《宪法》第49条第1款的重申和落实；并明文规定“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以此强调中国人心目中的家，不只是小家更是大家，不仅是家庭还有家族；进而就如何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明确宣示“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家庭编以此为遵循，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婚姻家庭的伦理属性及团体价值，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在体例内容上纳入了收养法，实现了婚姻家庭编内部体系的完整统一；在具体制度中修改禁止结婚条件、完善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制度，增加登记离婚冷静期、亲子关系的确认与否认、离婚损害赔偿的兜底性规定等，取消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前提，修改和完善了收养条件等社会上有需求有呼声、实践中有典型案例有司法解释的规定等，构建了我国民法典时代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法与时转则治”，《民法典》的公布施行，绝不意味着民事法律制度就此止步不前。《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民法典》施行五周年之际，本文着重就《民法典》实施以来婚姻家庭编的制度发展与理论深化，择其要者，予以梳理分析，借以纪念《民法典》施行五周年，致敬我们的民法典时代。

一、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婚姻家庭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游离在民法之外。《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整合并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的相关规定，在编排体例上实现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向民法的回归。《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收养法》等九部民事法律同步废止，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从此成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婚姻家庭编的适用，应当秉持体系化思维：一方面，应当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应当保持与其他各编关系的协调。为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自其颁布以来，国家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进行了系统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清理、修订与配套工作。

（一）法律层面

《民法典》施行后，婚姻家庭法制度发展在法律层面最重要的成果就是2021年10月23日公布、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在《民法典》之外确立了与家庭教育有关的婚姻家庭制度，其颁布标志着家庭教育在我国完成了从传统“家事”向现代“国事”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逻辑，是对家庭教育权责关系的重塑——该法通过法律的形式，而不再仅仅诉诸传统的道德自觉与亲情伦理，来明确界定家庭的主体责任、国家的支持义务与社会的协同角色。其立法目的，在于“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1条）。该法第二章“家庭责任”（第14条至第23条）构成了全法的基石，系统构建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下简称“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权责体系。这是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规则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从“亲权”到“亲责”的演进。该法开宗明义，要求父母“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其深层法理是从传统的“亲权”观念，向现代“亲责”观念的转型。这是一种由“家事”上升为“国事”后的法律责任。这意味着，家庭教育不再属于全然由家庭内部意志决断的私域，而是上升为一项关乎民族未来、受到法律规制并有权获得国家支持的社会公共责任，从而为公权力的适度介入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是从多个维度对家庭责任进行了立体化勾勒。在内容维度，涵盖家国情怀、道德品质和法治意识、成才观念、身心健康、安全防护与劳动习惯等六大方面，其结构安排颇具匠心，将“教育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及“树立维护国家统一的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首位，确立了家庭教育的价值基石；同时全面纳入身心健康、网络安全、劳动观念等现代人格养成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份符合国家期待与儿童全面发展规律的“基础课程大纲”。在方法维度，倡导亲自养育、共同参与、相机而教、潜移默化、严慈相济、尊重差异、平等交流、相互促进等多种方式方法，其核心精神是尊重儿童的主体性与成长规律。尤为重要的是，该法明确将“注重家庭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家庭文化，树立和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共同构建文明、和睦的家庭关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规定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第15条）。家庭建设从道德倡导转化为法律义务，旨在从源头上塑造适宜未成年人成长的微观环境。此外，该法还对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委托照护（如隔代抚养、父母外出务工）等特定情形下履行家庭责任作出了专门规定，体现出对现代家庭结构多元化的现实关切，旨在防止家庭教育责任落空。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系统构筑的“家庭责任”体系，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核心使命进行表达。它超越了私域范畴，确立了家庭教育作为公共福祉的法律地位。这部法律当前的重点已从文本制定转向落地实施，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以清晰的“家庭责任”为支点，撬动“国家支持、社会协同、专业引导”的赋能系统，并有效运转。未来应更加关注支持措施的有效性评估、特殊需求家庭的精准服务以及法律与其他社会政策的协同配套，从而真正实现立法所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