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工智能正在以越来越显著的方式改变人类生活实践的基本样貌。这种改变既包括获得改善的部分，也包括制造问题的部分。本文与制造问题无关，只聚焦在获得改善上，尤其是人工智能对于司法的改善。仅仅作为一种极有效率的工具，人工智能也会在各个领域获得普遍欢迎，司法实践自然也不例外。人工智能已经在司法中承担了大量的辅助工作，但这就是它仅有的司法角色吗？

是否如此，取决于对“仅有”的理解：一种是事实性的仅有，受限于技术的性质和能力，人工智能只能扮演司法的辅助角色，就像盛水的杯子本来就不可能被用作交通工具一样。又由于应当蕴含着（事实上）可能，不可能也就直接等同于不应当，这将意味着，人工智能既不可能、也不应当扮演除辅助之外的司法角色。另一种是应然性的仅有，人工智能原本事实上可能承担辅助之外的工作，例如成为法官一样的司法主导者，但却不应当如此。由于不应当蕴含着（事实上）可能，除非有其他非事实性理由的加入，否则并不足以主张这种不应当。

这两种理解的关键区别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阶段的划分上。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因缺乏扮演法官之类主角的能力，而不能承担除辅助角色之外的任务。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事实上拥有了如同法官一样的能力，如果还主张它只能担任司法实践的配角，这将是一种与能力无关的不应当，也就需要其他非事实性理由的加入，而这只能是来自司法方面的理由。尤其是司法裁判的属人性（以下简称裁判的属人性）使得人工智能被牢固地锁定在辅助角色之上，无论它发展到如何高级的阶段、具备何等非凡的能力，均大抵如此。因此，本文真正的关键并非人工智能，而是司法。

人工智能式的科技进步，或其他类型的社会变迁，除了以实践方式改变人类的生活处境外，还为反省基本理论和概念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就像被当作司法的默示前提，而一直未曾遭遇挑战的裁判的属人性，当面对关于司法的颠覆性看法时，它就必须浮出水面、亲自下场，以真正底层逻辑的身份，来捍卫司法实践的独特性。代表人工智能主导、而非辅助司法的智慧司法所表达的正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司法观，裁判的属人性由此有了全面重申的必要。

二、辅助角色：人工智能与司法的最初相遇

由如下问题开始探讨是合理的：为何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只能扮演司法的辅助角色？尽管各类正式文件已有相关规定，但它们并不可能同时出示如此规定的理由。但理由不难得出：一方面是司法的性质使然，另一方面受限于非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力。

（一）司法的理性化

可对司法作以下简要描述：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通过赋予特定人作出决定的权力或权威，使得他能够通过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将法律体系所蕴含的规范性内容，与他人事实上的特定行动关联起来，也就是根据前者来评价后者，然后得出一个法律上有效的决定。尽管有时候，司法活动中的权威者（例如法官）并未为自己的决定提供理由，它甚至只是权威者个人意志或偏好的产物，但由于司法严重影响被评价者的规范处境，这等于将他人完全置于权威者的个人意志之下，使之成为权威者观念上的“奴隶”。为此，权威者在作出明确裁判结果的同时，必须提供为何如此决定的理由，这也可被称作理性化要求。

不过，即使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该决定的得出过程也不见得就是司法。至少在字面意义上，要成为当之无愧的司法活动，还必须证明那是一个法律的决定。这就使得具体的法律，也就是法律体系所载的特定内容，必须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扮演某种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它是以作为表现形式的条文出现在判决书之中，还是以作为实质内容的规范出现在法律推理之中。司法三段论因对法律扮演的角色给出最恰当的答案，成为司法的典范推理模型。

一方面，由于三段论就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而成为唯一的必然性推理：只要推理的前提均为真，且推理过程满足推理法则的要求，其所得出的结论就具有必然为真的属性。这是一种任何反对意见都无法奏效的独特逻辑力量，因而区别于归纳、类推这样的或然性推理。作为演绎推理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运用，司法三段论对法律人的持久吸引力可想而知：如果能将所有司法过程均三段论化，任何裁判结果在逻辑上都不容置疑和挑战。这当然是个无法彻底实现的理想，但却不妨碍司法三段论仍是典范的法律推理形式。

另一方面，在司法三段论中，具体的法律内容——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法律规范，一定是推理前提的一部分，而且只能是大前提。这是因为，既然一般性是法律的本质，它在一个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结构中，就只能扮演大前提的角色，而个别性的法律事实则只能担任小前提。既然一定是大前提，法律就会笼罩司法三段论的全过程，它的意义将不限于自身，而是通过与小前提的结合，最终传递到结论上。这使得作为结论的裁判结果，不但是由逻辑而得的结论，也是法律这个大前提所蕴含的内容，所以才被称作法律的决定。

当然，仅提及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并未描述司法三段论的全貌。由于它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推理者还需同时完成个别（具体）化的任务：由于一般性和个别性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它们之间必然存在性质落差，要将一般性的法律与个别性的法律事实结合起来，就必须向其中填补其他理由。不过，无论新增的理由为何，都不会动摇一般性法律的大前提地位，司法三段论始终获得维系，且得出的结论仍为法律的决定，即司法是一种法律必然担任大前提的特殊理性化活动。

（二）司法的创造性

一定有人认为这高估了司法三段论的意义，类比（推）与归纳仍对司法意义重大，或者不同于推理的解释才是真正关键。但有一点始终无法否认，最终得出的裁判结果（结论）在性质上属于未知，它在裁判者作出决定之前本不存在，从而区别于均属已知的法律（大前提）和法律事实（小前提）。由于司法是从已知条件到未知结论的过程，而从已知到未知又是推理的固有含义，司法就会与法律推理大致同义，离开推理将无以描述司法。但并非任何获得未知结论的过程都是推理。推理的独特之处在于，由此而来的结论尽管属于未知，但却仍是可靠的。这种可靠性是相对于未获得推理支持的看法而言的。这些看法可能是纯粹依赖直觉获得的结果、一时心血来潮的揣测、借助神秘力量（例如算命）所得的结论，甚至是文学化之解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