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帝国”。其三，由于法律必须是制度化事物，而非一群文件或规范的集合，它就拥有制度化所必需的机关，并透过组成机关的人类官员不断对外宣称自己的道德正当性，而作出道德宣称正是人类才有的能力。

虽然这些仍不足以充分证明法律的人格化，但至少表明这是一种合理的理论构想，尤其是在说明司法的基本属性上，法律人格化更是必备条件。与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一道，司法也被视为法律动态过程的一部分。其中，司法与执法容易混淆，其间的区别成为法理学教材的重要内容。但这些讨论主要是现象描述，要么只能提供程度、而非性质的区别，例如司法的程序性要求明显较执法更高；要么就是同义反复的论证循环，例如一个是司法机关的行动，一个是行政（执法）机关的行动。更值得重视的区别在于前提条件上：司法以纠纷为前提且需当事人提出诉求，因而是被动的；执法无需纠纷这个前提，也不以被请求为介入条件，所以是主动的。但只要承认以下共同点，二者仍无法彻底分开：无论是对司法还是执法而言，法律都是等待被运用的独立标准，因为都属于对法律的运用，才会有囊括司法的广义执法概念。

一旦无法区分司法与执法，以下常识问题终将无解：为何执法的问题需通过司法来解决，而不能反向操作？这个问题预示着，司法与执法之间存在性质的、而非程度的区别。此时，就需要从各自的完整名称上找到线索：司法即法律的适用，执法是法律的执行。表面上看，它们均可被动语态化，司法是法律的被适用，执法是法律的被执行。但如果二者存在本质区别，这将表明被动语态化可能会犯错误，由于执法的确是法律的被执行，因此错误只可能在于司法是法律的被适用。进而，司法就应作法律在自己适用自己的理解，执法则应作其他机关或主体落实法律要求的理解。因此，一旦执法引起争议，则需交给司法来作最终的判断，但那其实是法律自己的判断。其他并不针对执法的法律适用，同样也是法律自己的判断，这就是司法的终局性。

司法和执法的区别，既不在于表面现象，也不在于所使用的方法，而在于司法是内在于法律的，执法则处在法律之外。于是，司法就成为法律是否存在的标志物，但执法却不具备这个意义。当然，这也使得执法可考虑且必须考虑法律之外的因素，例如当事人的处境、社会观感与未来的可能影响等；但司法最多只将它们当作参考，除非这些因素也是法律的一部分。即使执法机关错误执行了法律，或对某些因素作了不适当的考虑，但只要存在司法就仍可救济，即通过法律自己适用自己来予以纠正。这使得司法和执法的结果虽然都是决定，但裁判结果还是个别规范。一方面，个别规范不同于作为事实的决定，而有着规范才具备的效力属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常见的一般性法律规范。

就效力而言，作为个别规范的裁判结果，当然属于法律的一部分，从而获得了法律渊源的身份，成为法律的表现形式之一。这就严格不同于执法结果与法律的关系，它们并不拥有这样的身份，且法律始终是独立于执法的外在标准。当然，在表现形式上，这世界上多数的法律均由立法行为创制，并以文字方式表达，作为个别规范的法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是否意味着立法也是法律存在的标志物？这样理解通常没问题，但立法仍不如司法重要。因为司法还代表着法律自己正在作决定，这标志着法律是正在持续表达自己关于某事看法的真正生命体，这就是法律的人格化。换言之，立法只能表明法律的确存在，但对于它是否是活生生的存在，则无能为力。这也说明了为何对法律来说，司法是极为重要的内容。

于是，司法就只能以法律为名，裁判结果必然是人格化的法律自己所作的决定，而不能归属于任何其他主体，无论是个人、人的联合或者是人工智能。当然，法律仍然是人类实践的参与者，也就是人类给予人类之对待的一部分。不过，由于人类是抽象的种类名称，而必然会被特定的个人具体化，从而当出现个人实施的统治带来的各类危险时，法律就会主张由自己来担任人类实践（人类给予人类的对待）的真正主宰者，于是就有了法治。此时，作为不对称关系中之决定者的个人、人的联合甚至是人工智能，都必须匍匐在法律之下，如同不对称关系中被决定者的人类一样，都不过是人格化法律的子民。

七、属人性之三：个人给予人类的对待

（一）个人对待及其问题

从现象上讲，司法是一个由已知的个别性法律事实所驱动的，以已知的一般性法律为大前提，得出未知的个别性裁判结果的完整过程。不过，在司法活动中拥有个别性的，并不限于已知的法律事实与未知的裁判结果。由于人类是抽象的种类名称，裁判者只能由具体个人来担任，或者说法官必须是真实的个人。由于真实个人是人类的具体化，这也相当于由人类来担任法官。于是，裁判的第三个属人性，就从人类给予人类的对待中派生出来：具体的裁判结果由作为法官的个人给出，它是属于那个具体个人的。

当只有个人才能担任法官，一个常见难题出现了：由于个人与个人不同，他们在面对相同案件时，很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决定，而这似乎与法律给予人类的对待相悖，后者总是带来同案同判、整齐划一的联想。但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提问方式，同一案件不可能由两（多）个单独的法官同时作出裁判。另一常见难题也有明显缺漏：由不同个人充任的法官，会对类似案件作出并不相同的裁判。其一，类似本来就是不同，不同裁判本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二，案件裁判还受制于诸多事实性条件，如当事人的诉求、律师的辩护策略、证人的证言证词等，这使得裁判结果必然相异。

真正的难题是：当同一个人以法官身份面对同一案件时，他受个人因素影响所作的决定，与未受此影响所作的决定，二者存在可以想见的不同。而且，个人法官还会辩称，该受个人因素影响的决定本来就是法律的决定，反而是批评者被个人因素蒙蔽了双眼，才会对此视而不见。此时，很难找到客观的标准来判断究竟是谁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面对这种以个人判断取代法律判断的困境，唯一选择似乎是将具体个人从法官的职位驱离，但这在事实上并不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恰好是完美的替代者，智慧司法由此成为更好的选择。至少，人工智能并不拥有个人因素，而且一旦它们给出了不同的决定，就可以客观地说人工智能出错了，然后只需在算法上迭代或更新。

（二）个人对待的优点

以上这个难题，其实就是自由裁量的传统司法难题，这将留待本节最后再作处理。现在所需要考虑的是，必须由真实的具体个人来充任法官，这相对于人工智能，会有什么明显优势吗？至少有两方面。

其一，当法官是真实的个人，他们既能理解当事人的喜怒哀乐，也能体会自己的决定对他们的影响和意义。表面上看这似乎不可能，因为对于人类的完整描述，除理性生物与道德生物外，还需加上情感生物。正是情感上的不同，一个具体个人才是拥有个（别）性的特殊之人，而能清楚地区别于他人，但这也制造了相互理解的障碍。反而只有依据人工智能也具备的理性能力，似乎才能真正地相互理解。但既然个人拥有理解自己情感的能力，他自然也可将这种能力运用于他人来感同身受。因此，面对吐他人口水的侮辱行为，同样的法官可能对普通人轻罚数百元，而对知名人士重罚数万元，这种数额上的区别，由于对侮辱者的意义大致相同，很少招致同案不同判的批评。简单说，只有个人担任法官，才能真正满足人类给予人类之对待的要求，那是一种以同情理解为中介的对待，是一种对个体尊严、生活处境与情感冲突的切身理解，而这正是理性所无法涵盖的部分。尽管一定会有在此情形中，知名人士与普通人面对何种法律对待的（理性）统计，但表达为数字的概率还是无法透露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只依赖理性能力的人工智能应当就是如此。

其二，涉及责任与归责的问题。严格说来，关于情感能力的讨论仍与真正的个人相去甚远，因为那是人类所普遍拥有的能力，是一个可适配人类的种类名词。而个人的对待指的是目前担任法官的那个人的决定，即法官李四的决定。由于是李四这个具体个人，而非抽象的法官或人类的决定，因果式地使当事人承担了具备法律效力的后果，他也就成为应对此具体负责的那个人，并且这个责任还在性质上是职业性的，这决定了李四是否有资格继续担任法官。但职业责任同时具备道德属性，因此一旦将他从法律职业中驱离，这本身也在表达一种道德上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