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而言，实体性驳回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的可诉性在司法解释之中有所体现，但是程序性驳回的则有待立法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3条通过对“复议维持”及“双被告”问题的解释，指出实体性驳回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属于复议维持，行政诉讼被告为原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间接肯定了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是程序性驳回的行政复议决定既难以被认定为“复议维持”，亦难以被认定为“复议改变”，其在被告确定的规则上存在空白，不过实践中若诉行政复议决定，一般以复议机关作为单独被告，并不影响其可诉性认定。

最后，立案登记制下行政诉讼起诉条件之审查放宽。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以“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代替了“行政诉讼立案审查制”。在总则部分对“起诉权”保障作了原则性规定；在“起诉与受理”（第六章）部分对接收诉状义务，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规则，补正立案的指导与释明义务，不收诉状、不予登记以及不予立案的救济及责任等作出了具体规定。立案登记制的确立，意味着起诉与受理阶段行政诉讼起诉条件之审查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弱化，这为“超期申请行政复议”的司法转化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依据。根据新《行政复议法》第3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45条的规定，对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或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受理。

综上，既有制度设计的层层“放行”，使得当事人在救济期限届满后，仍可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再度获得司法审查。因此，如何从制度层面回应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和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衔接问题是应对“超期申请行政复议”的关键。

制度空间为当事人迂回提起行政诉讼提供了可能，而之所以选择行政诉讼，则体现了当事人的实用理性。“历史和经验都已经表明，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的普通民众，从来都不缺乏对自己利益作出判断和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行为方式的实用理性。”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两种法定的、制度型行政纠纷解决途径，从体系化的设计目标而言，并无实质性差别。正如蔡志方教授所述：“诉愿与行政诉讼制度，均系用以救济人民受行政权之侵害，以求其复原，从其目的而言，均属相同，并不因前者为自律、后者为他律，前者欠缺独立性保障，而后者适用审判独立，在其救济价值有根本之差别。”那么，当事人为何会采取“超期申请行政复议”的策略，寻求在行政诉讼程序中解决纠纷？其原因在于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公正性与实效性。

就整体层面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整体司法环境发生了质的飞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其表明公正司法不仅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更是新时代司法工作的根本任务。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以“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代替旧法的“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与《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目的形成区分。“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行政审判权，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寻求司法救济的渠道，通过有效化解行政争议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被视为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追求。随着行政诉讼保障公民权益的广度不断拓展、深度不断增强、温度不断提升，公正高效权威的行政审判制度日臻完善，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质效得到了全面提升。

就具体层面而言，较之于行政复议等行政纠纷救济途径，行政诉讼更具有公正性，使得当事人对于行政诉讼的纠纷解决实效认可度更高。在笔者参与的一项实证调研中，认为行政复议能够帮助其公正地解决行政纠纷的比例为30.7%，认为行政诉讼能保护老百姓合法权益的比例为53.9%。该观点在“侯志军诉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自然资源局土地行政征收案”（以下简称“侯志军案”）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侯志军案”是一起典型的“超期申请行政复议”案件，该案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无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但起诉期限已经届满，在此情况下，当事人通过申请行政复议使其形式上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获得了司法审查。笔者对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了访谈，其选择诉讼的原因在于“行政复议虽然在程序上更为简单，但是由于其利益牵扯太过严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只能尝试先行复议弥补行政诉讼期限上的漏洞，再借助更加公平公正的行政诉讼来解决问题”。这其实是当事人主观价值判断的结果，仰赖行政诉讼的公正性和实效性，寻求公正并实质解决行政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行政诉讼本身纠纷解决的实效之外，司法平台亦具有促进纠纷解决的实效。其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设立使得法院成为当事人与行政机关沟通的有效平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为解决行政审判工作中“民告官不见官”“法官审案不见官”的实践难题，通过要求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以官民的直接交锋促进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提升、行政纠纷的实质性化解以及社会共识的凝练。根据前述实证调研，2014年《行政诉讼法》新增的各项制度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社会知晓率最高，“知道”及“了解一些”的占比可达70.1%。同时，有访谈对象表示，“就算案件的裁判结果不理想，能够借此和行政机关沟通交流也是好的”。一位承办过类似案件的律师在接受访谈时提出，“法律提供了绕开起诉期限的空间，当然可以实践运用。不管结果如何，法院能够立案，能够见到行政机关负责人，事情总归是有转机的”。可见，在行政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希望可以获得与行政机关的对话机会，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实施使得司法平台得到了当事人的青睐。

综上，由于既有制度设计存在借助行政复议规避行政诉讼起诉期限限制的空间，以及当事人对行政诉讼解决纠纷公正性与实效性的仰赖，“超期申请行政复议”成为救济期限届满情况下当事人寻求行政争议解决的具体策略。

“最高人民法院在事实上具有形成裁判规则的功能。”在裁判规则供给体系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和其他个案裁判分别扮演着供给指导性裁判规则和参考性裁判规则的角色，共同作用于具体的“类案”或“同案”裁判，助力于“统一法律适用”功能的实现。在指导性案例阙如的情况下，笔者选取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作为样本，希冀最大可能体现“超期申请行政复议”应对方案的代表性，具体包括“裁定不予立案”和“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两种方案。

1.“裁定不予立案”方案的提炼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福绵区樟木镇中村第十四农经社、玉林市福绵区樟木镇新发村第七农经社、玉林市福绵区樟木镇新发村第八农经社（以下简称‘三农经社’）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案”（以下简称“三农经社案”）中，政府认为争议行为作出已逾20年，三农经社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28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条件，遂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三农经社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该案一二审裁判均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三农经社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第10项之规定，申请人就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实质上是对原行政行为不服，属于向上级行政机关的申诉上访；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行为，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起诉人坚持起诉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故作出了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并对一审、二审法院未对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即作出实体判决的错误情况进行了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