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行政转型中，基于人际互动的传统正当程序构造面临适用性挑战，既有程序制度难以有效应对数字化方式引发的程序权利挤压、调查职权空转和程序折叠风险。面对数字行政扩张下的正当程序规制需求，当前制度探索中形成的立足传统制度改良和围绕技术原理重构路径，受其分属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程序观影响，或因过于偏重技术开放立场导致具体规则针对性不足，或因过度凸显技术中心地位偏离行政程序规制效果。有鉴于此，数字行政正当程序构造应立足行政程序作为规范涵摄媒介的本质，以程序合法要求保障的主体间有效信息交互为功能基准，实现法律程序与技术流程的统一。

数字行政；正当程序；行政方式；行政程序

作为信息技术进步的累积影响效果，数字行政亦被视为此前行政自动化实践的技术再升级。因此，论及数字行政对程序制度的冲击，首当其冲要面对来自过往理论和规范的包容性质疑，即同为应对自动化程序形式，为何此前能够游刃有余地吸纳技术的正当程序构造会遭遇失灵风险。对此，有必要在学理和制度回溯的基础上，厘清既有行政程序制度为何以及如何遭受了冲击。

行政方式之所以表现出活跃的技术变革动力，除了源于技术进步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模式后的公共管理需求外，亦根植于行政法律执行活动的本质特征。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即提出，依法行政实际上是以客观规范为基准进行的理性计算。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程序将抽象规范理性转化为个案行为理性的过程，与机器按照预先设置运转具备结构上的相似性。20世纪50年代，行政机器化构想率先得到行政给付、税收征缴实践的呼应，相关程序中的人工核算环节开始被机器取代。然而，发端于程序方式变化的行政自动化实践，并未在程序规制角度引发学界对技术方式的特别关注。当时的理论观察多“透过”自动化外观，聚焦于机器对行为决定准确性与平等性的促进功能，进而根据技术方式对实体法适用的影响，将实体法内容作为影响技术应用合法性评价的依据。彼时对技术方式的约束，实际转化为在实体规范解释空间与技术控制论精准预设的矛盾关系中划定技术介入行政的边界。由于早期可量化计算意义上的程序自动化只是对数据是否匹配既定程式信道容量（Kanalkapazität）的物理测量过程，并不具备对信息内容的理解与权衡能力，所以理论上认为，除非实体规则文义精确并具备符合逻辑运算的语法结构，否则技术方式仅可作为人机协同下的辅助手段。

在诉诸实体法划定技术应用范畴的学理认识下，早期行政自动化实践引发的行政方式变化因其辅助性定位，并未得到行政程序立法的重视。直到电子政务已获广泛应用时，各国电子政务立法的焦点仍集中于在形式上将电子化申请、送达等技术方式吸纳进特定程序制度。其规范目的是围绕行政程序的人为属性，通过形式上引入自动化方式来提升个别程序节点的信息处理效率。

由此可见，尽管行政法上对技术方式的关注始于个别程序环节的自动化实践，但随后理论探讨的重心则转向对机器取代人为法律执行活动可行性的判断，进而将对技术的规制单纯归结为与行政任务内容相关联的实体法问题。受早期学理认识和技术条件的影响，将技术方式作为人为活动辅助手段的立场基本贯穿了数字行政转型前的程序立法。根据这一规范定位，技术方式并未被赋予独立进行个案法律执行的程序功能，而是在“技术—人—规范适用”的逻辑下充当人为实施具体程序制度的工具。由于技术方式仅在形式上与个别程序制度“粘连”，所以并不影响基于人际互动程序构造的适用效果。

作为广义上电子政务发展的新阶段，虽然数字行政仍然与前述自动化实践保持路径和效果上的关联，但就实际影响而言，无论是在技术介入范围的量变层面，还是在技术承担功能的质变层面，数字行政的程序效果均已远超此前的辅助性定位。在外在形式上，技术方式数据处理能力的飞跃，使得以往分散在程序节点中相对孤立的自动化措施得以在“数据跑路”中串联形成整体连贯的技术过程。在实质功能上，算法分析处理信息和决策能力的提升，彻底改变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布局。一方面，技术方式不再局限于充当信息处理的形式载体；另一方面，以无人审批为代表的完全自动化行为实践不断涌现，数字行政已具备从程序启动到实体决定作出全面替代人为活动的能力。

数字行政转型下技术的影响正在由行政管理意义上的行政改革，迈向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实施和法制化变革。随着行政程序中人的主导地位被压缩甚至让位于技术，将技术方式定位为工具性辅助手段的立法模式已无法有效覆盖数字行政的程序效果，以调整人际行为模式达到正当程序要求的制度构造也因此遭遇了适用性危机。

1.数字行政自动化效果扩张侵蚀程序权利的行使空间

为防止公民被矮化为高权行为的客体，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强调通过公民对行政程序的参与确保其主体地位和基本权利的实现。既有正当程序构造普遍围绕有效参与目标的实现，构建了以听证权为核心的参与性程序权利体系。但随着数字行政的扩张，程序权利的行使受到了形式和实质上的双重挤压。

首先，程序自动化程度的提升，标志着程序主体间的外在直接互动大量内化为自动化系统的数据处理过程。程序推进对人为参与依赖的降低，以及技术实施的瞬间性，都弱化了行政程序作为社会沟通过程的社会联系性。例如，此前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推行健康码时，生成健康码所需的个人信息由大数据筛查自动获取，个人除在申领环节作出同意查询授权外，并不参与具体信息处理过程，因此缺乏主张程序权利的时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