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可处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刑行谦抑性的接续指引 可处罚性原则的精确化,既是对行政处罚基本原则的个性陈述,又是对刑法、行政法谦抑性的价值继受。易言之,一方面,可处罚性原则不能违反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但自身又有特定含义、功能;另一方面,作为刑法和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刑行谦抑性对可处罚性予以双重导引,一起赋予其别的行政处罚基本原则所没有的内涵。 (一)行政处罚基本原则的学理之争和要义析取 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机关制定、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虽然《行政处罚法》第一章、第四章已有相关规定,但是,学者之间对此存在较大分歧,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的争议。 1.观点之争及其评析 其一,“三原则说”及其评析。该学说认为,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处罚法定原则,公正、公开原则,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不过,行政处罚的适用,还要贯彻纠正违法原则、一事不再罚原则和行政处罚不能取代其他法律责任原则。有疑问的是,后面三个原则要么并未说明提高行政处罚合法性或合理性的实施方案,要么仅适用于因同一违法行为可能受到两次(以上)处罚的情况,要么只是为了避免降格处罚或重复处罚。其二,“五原则说”及其评析。该学说主张,行政罚的指导原则有处罚法定主义、比例原则、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自己行为责任主义、无责任推定原则。其中,处罚法定主义不包含处罚适当性的要求,而是由比例原则发挥责罚相当性的指导作用,仍然缺乏目的相当性的考量。此外,公平、效率原则并非行政处罚的独有目的,自己行为责任主义与无责任推定原则也没有涉及违法事实本身的认定。其三,“六原则说”及其评析。该学说指出,行政处罚的适用原则是行政处罚基本原则的下位原则,必须遵循下列行为规则:过罚相当原则;行政处罚与纠正违法相结合原则;行政处罚与收缴所得相结合原则;一事不二罚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重大违法无效原则。同“三原则说”的思维逻辑相似,在按照过罚相当原则追求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过程中,行政处罚与纠正违法相结合等原则各自从处罚目的、处罚结果、处罚限度、处罚时效、处罚效力等方面,系统性强化了过罚相当原则适用的妥当性。 2.本文观点及论证 法律原则是对法的理念、目的、规则的提炼,并非着眼于个案处理,而旨在统摄整体法秩序,那么,对于法律原则的确立,就应当诉诸立法沿革、法律规定或者规则归纳。1996年3月17日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就规定了过罚相当原则,尽管2021年1月22日修订该法时,将其调整至第5条第2款,但它对处罚裁量权的规范行使发挥了持续、稳定、有效的指导功能。为了更好地控制行政处罚权,立法机关可以从相对人行为达到何种标准才能予以处罚的立场,重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并创建相应的概念条款和责任条款。以上规则限于对行为本身相当性的规制,无一不是从过罚相当原则中推导而来的。 鉴于过罚相当原则符合行政法的价值取向、立法目的和规则体系,注重行政违法行为处罚适当性,可以分担处罚法定、一事不再罚、比例原则的核心功能,已具备了成为行政处罚适用基本原则的适格性。但是,它侧重于手段理性评价,缺少对保护法益的考察,存在判断片面性,容易出现处罚偏差。对此,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应根据行政违法行为侵犯的法益,增设目的理性评价环节,借助“目的-手段”的相互限制,揭示可处罚性原则的应有内涵。那么,在明确过罚相当原则的功能定位后,还需厘清其与可处罚性原则的关系,确定各自的适用边界,以便借助刑行谦抑性理念重新阐释可处罚性原则,从而确保判断视角、标准和方法的融贯。 (二)过罚相当原则与可处罚性原则的关系思辨 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过罚相当原则与可处罚性原则不仅能指导某些行政处罚的实施,而且可作为行刑反向衔接的实体规范之一。因此,二者的联系表现为作用领域局部重合、具体内容有所交叉以及适用标准部分一致。具言之,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范围也涵盖了适用可处罚性原则的行刑反向衔接场合,二者均以违法情节、改正事实为必备资料,将违法严重性、过错恶劣性和预防必要性设置为判断标准。 不过,二者也有区别。一是规范定位上,存在是否属于行政处罚适用基本原则的不同。在处罚法定原则足以约束行政处罚设定的情况下,过罚相当原则就成为限定行政处罚实施的基本原则。与它对行政处罚适用的普遍约束力相比,可处罚性原则仅用于行刑反向衔接时的行政处罚性评价,蕴含着同刑事处罚性评价对比的契机,不属于行政处罚适用的基本原则。二是判断构造上,存在是否考察目的相当性的不同。过罚相当原则通过要求处罚轻重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以避免轻过重罚或者重过轻罚,本质上没有逾越手段相当性的判断层次。然而,可处罚性原则作为行刑反向衔接的连接点,除了考虑手段理性,还需增设目的理性的考察环节,即以刑法法益和行政法法益的比较、界定、形塑为出发点,启动两套机制融通的“开关”,提升行政可处罚性的区分度。三是适用标准上,存在是否构建系统化标准的不同。过罚相当原则的定位、构造,决定了它只会采取行政处罚裁量的单一视角,对情节的细化或效果的格化,都欠缺机制联动视野下对起诉裁量制度的关注,导致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体系化水平不高,规范性程度不强。为了做好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原则致力于打造整体性视角、系统化标准与精细化方法,能够在与刑事不处罚(如不起诉)制度对接的同时,一体性地提出具有高度规范性的判断基准,并根据有关行政法法益(如金融、网络、环境行政法法益)的引导,评价个案情节和选择处罚后果。 显然,较之过罚相当原则的普遍适用性而言,可处罚性原则有着鲜明场景化特征。笔者认为,若想克服刑行反向衔接的实体规范供给不足及其运行障碍,就应突出可处罚性原则的独特定位,并推动其与行刑谦抑性的价值联动。即通过引入刑行谦抑性理念,对如何给予行政处罚展开递进式指导,确保实质、深度的行政反向衔接,杜绝形式、表面的行政反向衔接。 (三)刑行谦抑性理念对可处罚性原则的再阐释 刑法谦抑性和行政法谦抑性从同一方向限定了行政处罚的广度、深度,均有助于行政法法益保护与行政相对人人权保障,确定行政可处罚性和行政不可处罚性的界限,仅存在作用方式差别。简言之,虽然二者分别处于刑法体系内外,但以保护法益为通道,实现了理念、目标、功能、内容等方面的贯通,既可以从消极意义上为可处罚性原则提供比较和参照坐标,又能够从积极意义上为其提供解释目标与方向。 1.既有可处罚性原则研究的缺憾 当前关于可处罚性原则的研究,以其确定方法为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为根据,分别从处罚法定性与处罚必要性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例如,有学者认为,要立足“应不应该处罚”和“必不必要处罚”,从正反两个维度考察有关因素:前者包括行为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后者包括不予处罚的法定要求、酌定要求。另一类是并未受限于《工作指引》的文义解释,使其具有多重含义。例如,有学者主张,要对该原则的内涵进行三重解读:违法行为应罚性是首要之义,行为受罚必要性是应有之义,可罚效果统一性是衍生之义。 然而,前一类研究仍然是从行政处罚的单一视角立论,即使发现了两种体系中主体不对等、处罚细则缺位、小过重罚以及行刑“倒挂”等实践痛点,也没有遵循刑行谦抑性理念,借助“两法”的保护法益,对行为展开刑事非罚性的反向审视以及行政可处罚性的正向判断。相反,后一类研究基本是从行刑衔接的双重视角切入,不仅紧扣行政应罚性、需罚性,而且追求“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实际上融入了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协调认定的体系思维,这无疑源于刑行谦抑性理念的精神感召及其协力指引,更加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