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刑行谦抑性理念引入的必要性 刑法谦抑性,又称谦抑主义,是指刑法的发动不应以所有的违法行为为对象,刑罚应限于不得不必要的场合才应适用的原则。据此,可推导出“刑法的补充性”(刑法应限于为防止犯罪的最后的手段)、“刑法的片断性”(刑法应用于必要、最小限度的领域)和“刑法的宽容性”(刑法应重视宽容精神而限制处罚)。刑法谦抑主义与法益保护原则的结合,必然意味着“谦抑性法益保护”。而行政法谦抑性,又称行政权谦抑性,是指行政法应在可以采取其他社会管理手段时让位,或者在最小、必要合理维度内选择更柔和的手段实现目的。谦抑性是行政权的应有品格,其特点可概括为“自我克制性”(行政法应限于干预社会生活的最后的手段)、“宽容性”(行政法应秉承宽容精神而慎重处罚)与“合比例性”(行政法应属于制止违法必要的、损害最小的手段)。在法律后果上,刑法谦抑性表现为刑罚谦抑性,行政法谦抑性表现为行政处罚谦抑性。由于行刑反向衔接是刑事责任实现方式同行政责任实现方式的反向衔接,理念定位、目标、机能、内容高度相似的刑行谦抑性,就能携手指导对相对不起诉案件中行为人施加行政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判断。 第一,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的性质决定了有必要引入刑行谦抑性理念。关于此类案件的性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刑事责任追究说”与“行政责任追究说”之争。但是,无论怎样界定其法律属性,在判断“可处罚性”时,都不能忽视相对不起诉的有罪宣告性质给被不起诉人带来的现实否定评价和不利法律负担。因此,应考虑社会关系的修复程度、刑事追诉的惩戒效果、行政处罚的客观需要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社会宽容度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虽然将刑法谦抑性作为反向衔接的整体要旨,使实质法益损失作为反向衔接的适用标准,有利于确保刑事责任后果与刑法法益侵害相均衡,但无法为行政处罚提供明确的指导原理,不足以保证行政责任后果与行政法法益侵害相匹配,反而会造成处罚功能错位和反向衔接虚置。这类案件的目标是,对被免于刑罚处罚的行为人给予非刑罚化的处罚措施,包括行政处罚,所以,其法律属性宜为刑事责任追究型。只有在以刑法谦抑性制约刑事处罚性判断后,借助行政法谦抑性限制行政可处罚性判断,才能持续贯彻谦抑性理念对处罚合法性、适当性的叠加影响力,充分实现行刑反向衔接的任务。 第二,行刑反向衔接的工作机制决定了有必要引入刑行谦抑性理念。此类案件涉及主体广泛,为此要做好相关部门的衔接工作。一是外部衔接,即加强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衔接。司法机关要结合违法事实对启动程序进行法律判断,行政机关要对出罪案件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分析。二是内部衔接,即加强刑事检察部门与行政检察部门的衔接。刑事检察部门要发挥好前端作用,只对行政处罚种类作出认定;行政检察部门要发挥好枢纽作用,提出具体的行政处罚意见。按照上述职责分工,刑事检察部门既要根据刑法谦抑性,判断刑事处罚性,又要根据行政法谦抑性,初步判断行政可处罚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检察部门只要根据行政法谦抑性便可径行判断行政可处罚性。根据《工作指引》第5条第2款、第6条第1款、第15条第1款第1项、第16条第2款、第27条第1款等规定精神,若要提升行刑反向衔接质效,就应强化检察一体履职,行政检察部门可以逐步拓展对不起诉决定正确性的审查,追溯并监管刑事检察部门的实质出罪决定是否正确,这也需要刑法谦抑性的指导。 3.刑行谦抑性理念贯彻的可行性 第一,刑罚谦抑性对可处罚性原则的释义,仅仅具有间接指引作用。刑罚谦抑性难以从正面填充可处罚性原则蕴含的判断标准、方法,只能提供回溯审查所需的比较、参照基准。行政检察部门对可处罚性的审查,不仅要以行政处罚法定性、必要性为依据,而且要对之前刑事检察部门否定刑事处罚性的决定予以反思。可处罚性原则的真正内涵,必须在与刑事处罚进行对比、衡量的意义上,才能体现出来。许多可处罚性的应用难题,只有不断往返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之间进行比较、权衡,才能得以解决。例如,能否适用不起诉决定书中已认定的情节?是否考量非法定从宽处理情节?如何避免行刑“倒挂”?怎样展开行刑证据转化?哪种检察意见模式更加科学?这些问题的解答,无不需要根据刑罚谦抑性理念,在肯定刑事非罚性决定正确的同时,为行政处罚必要性、合理性判断预先框定案件事实范围,提供比较参照基准,确定法律后果上限,防止因事实认定、情节评价、证据采纳不当而导致行政处罚失衡。 第二,行政处罚谦抑性对可处罚性原则的释义,具有直接指引作用。行政处罚谦抑性包含的限制行政处罚权目标、注重人权保障机能以及自我克制性等内容,能实质性指明可处罚性原则内含的解释目标、方向。行政检察部门对否定刑事处罚性的决定予以回溯审查后,进而就展开对行政处罚法定性、必要性的评价。可处罚性原则的核心含义,嵌入行政处罚的判断过程,受到行政处罚谦抑性理念的约束。据此,它引导办案部门通过对比待定行政法律事实、情节、后果与既有刑事法律事实、情节、后果,确定反映行政法法益侵害性、非难可能性和预防必要性的案件事实、情节功能、法律后果,决定应否或需否给予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可处罚性原则并非行政处罚适用的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在行刑反向衔接过程中,为全面保护行政法法益,行政机关决定对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无需处以刑罚的违法行为,是否以及如何给予行政处罚的基本准则。
三、可处罚性原则的适用标准:可处罚性基准的规范意蕴 考虑到可处罚性原则兼有外部区分功能和内部区分功能,前者表现为起诉裁量基准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反向衔接,后者是在起诉裁量基准运用的基础上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统领适用,因此,该原则的基准化有赖于起诉裁量基准的科学把握以及目前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原理概括。 (一)起诉裁量基准的二元化结构 作为起诉裁量制度核心的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是否以非刑罚处理制度(《刑法》第37条)的理解为前提? 1.起诉裁量制度与非刑罚处理制度的辨析 《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及其学理解释,通过明确判断素材,确定了起诉裁量基准。并且,该款的适用条件应当与《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理制度的适用条件相同。通说也如此主张。这是“起诉裁量从属性说”的观点。然而,反对意见指出,《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和《刑法》第37条分别规定的是相对不起诉适用条件和免予刑事处罚认定原则,二者之间不存在实质关联性。因此,前者含有制约出罪机制的司法政策,后者实为定位为解决刑事责任的次要方式。这是“起诉裁量独立性说”的见解。 就起诉裁量制度与非刑罚处理制度的关系而言,“起诉裁量从属性说”的立场基本可取。司法机关不能割裂体系性思考和机能性考察,而要赋予起诉裁量基准清晰的规范尺度,增强刑事政策评价的实体色彩。详言之,第一,从目的解释上看,两种制度的设计初衷均是为了解决无需给予刑罚处罚违法行为的制裁必要性、适当性问题,符合“刑事一体化”理念,只存在适用阶段的差异,并没有法律后果的区别。第二,从文义解释上看,《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采用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表述,《刑法》第37条采用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表述,二者完全相同,理应认为其适用标准一致。因此,一旦非刑罚处理制度厘清了犯罪情节与制裁后果的比例关系,就能在《刑法》第37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之间建立起实质联系,引导起诉裁量的规范适用。 2.起诉裁量基准的机能化、体系化新解 起诉裁量制度受到非刑罚处理制度规范指引的前提是,二者具有相同的实体规范目的和刑事政策考量;前者受到后者规范指引的结果是,它们蕴含一致的刑罚裁量消极基准(即免予刑事处罚),相互之间不是“政策性出罪”与“实体性出罪”的关系,而是形成“不起诉前阶出罪”和“审判后阶出罪”的关系。其一,起诉裁量基准是间接的量刑基准。虽然起诉裁量基准未必可以认为与“以有罪为前提,考虑责任和刑罚目的后,引致最终刑量的量刑过程中的法官裁量”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但是,鉴于量刑时应当考虑和不起诉时同样的事项,即使起诉裁量规定是间接的,也给予了法官量刑的一种指针。其二,起诉裁量基准应当考虑犯罪预防。否定它与非刑罚处理制度的内在联系,会造成行刑反向衔接过程中,起诉裁量基准直接限定提起公诉权、间接制约刑罚裁量权和反向推导行政处罚权三种功能的弱化。由于量刑的正当化根据是报应和预防的统一,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时,也要借助预防情节以彰显刑事政策考量。其三,起诉裁量基准必须注重罪行轻重。既然起诉裁量基准具有间接量刑基准的属性,那么同样要以法益保护目的决定的、包括主客观可归责要素的应罚性为首要基准,并附带考虑由预防犯罪目的决定的、含有各种预防要素的需罚性。